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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慈禧

第二章 三次垂帘第一节 辛酉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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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慈禧的政治生涯与“垂帘听政”紧密相连。第一次垂帘是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十二年(1861年—1873年),计十三年;第二次垂帘是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十五年(1874年—1889年),计十五年;第三次垂帘是光绪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1898年—1908年),计十年。慈禧统治中国的四十八年中,有......

    慈禧的政治生涯与“垂帘听政”紧密相连。第一次垂帘是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十二年(1861年—1873年),计十三年;第二次垂帘是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十五年(1874年—1889年),计十五年;第三次垂帘是光绪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1898年—1908年),计十年。慈禧统治中国的四十八年中,有三十八年垂帘听政,另外十年号称“还政”,但重大决策仍是由她做主,实则是不垂帘的垂帘。

    慈禧登上其主宰晚清半个世纪之久的政治舞台,始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第一次垂帘听政。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慈禧随咸丰帝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三十一岁的咸丰有家难归,病入膏肓,不久辞世。

    当时,唯一的皇子亦即唯一可继承大统的载淳只有六岁;皇后钮钴禄氏亦即后来的慈安只有二十五岁;载淳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亦即后来的慈禧只有二十七岁。咸丰临终口授遗嘱,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命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肃顺、六额驸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赞襄一切政务。并将两枚随身印章——一枚文曰“御赏”,赐给皇后;一枚文曰“同道堂”,赐给嗣皇帝载淳,由懿贵妃保管。两印为嗣皇帝下达诏旨的符信,“御赏”印盖起首之处,为印起;“同道堂”印盖结尾之处,为印讫。只有同盖这两方印,谕旨方为有效。

    应该说,咸丰如此安排,是费尽心思的。后人评说,咸丰设计的权力分配格局不是仓促之举,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两位皇太后和幼帝为一方,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为一方,不突出任何一方,缺了任何一方又不可。这既不是垂帘又不是辅政,而是“垂帘辅政,兼而有之”。

    咸丰死后,皇后钮钴禄氏及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分别被尊为“母后皇太后”与“圣母皇太后”,俗称“东太后”、“西太后”。然咸丰遗诏尚在、尸骨未寒,他精心设计的政治格局便在两宫皇太后与奕訢合谋策动的“辛酉政变”重击下碎成了齑粉。

    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中,肃顺最得咸丰的赏识和信任。肃顺是同为赞襄政务大臣的郑亲王端华的异母兄弟。《近代名人小传》中说他年轻时状貌魁梧、眉目耸拔,终日斗鸡走狗,无所事事。后因人保举,以闲散宗室得官,接着步步升迁,成为身兼数任的权臣。史载他豪放不羁、仗义疏财,且机敏勤快,记忆力超常,“接人一面,终生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牍,经年能举其词句”。他所主张的“严禁令、重法纪、锄奸宄”颇合咸丰“以猛济宽”之意。在咸丰以不甘屈服的强硬态度与外国列强的交往中,他忠实秉承咸丰旨意,不畏怨谤、勇于任事。但他又恃宠而骄,飞扬跋扈,气势凌人。所谓“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慎”,以他为首的赞襄政务八大臣没有把小皇帝和两位年轻太后放在眼里,这便犯了凌驾皇权之上的大忌。两宫皇太后于其中刻骨铭心地感到皇权旁落的危机和受人欺凌的险境,意识到必须扳掉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

    据说,两宫皇太后行苦肉计,借故将慈禧心腹太监安德海杖责,“罚”回京师,与恭亲王奕訢联络。奕訢奔丧热河,叩拜咸丰梓宫(灵柩)。排除八大臣种种阻挠后,叔嫂得以相见。两宫皇太后泣诉肃顺等侵侮情状,与恭亲王奕訢联合起来,秘密商定铲除八大臣之策。而后,奕訢先行回京布置,拉拢争取了掌握京畿与直鲁重兵的兵部侍郎胜保和僧格林沁的支持。两宫皇太后则“以减其劳”为名,解除了载垣领禁卫军的兵权,力排肃顺等的阻拦,下令回銮京师。两宫皇太后携幼帝载淳,由载垣、端华扈从,抄近道回銮北京。咸丰帝灵柩则由肃顺护送从大路进京。在恭亲王奕訢的策划下,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上书两宫皇太后,吁请两宫皇太后临朝听政。统带重兵的钦差大臣胜保亦奏请“简近支亲王辅政,以防权奸之专擅”。内外文武兼备,造成臣工共请皇太后听政之势。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初一日,胜保派亲兵接应两宫皇太后一行抵京进宫,当天即与奕訢会面秘商。决定首先诏解赞襄八大臣之任,尔后逮捕治罪,并拟定了新的中枢机构——两宫皇太后临朝听政,奕訢为议政王,桂良、文祥、沈兆霖、宝鋆、曹毓英等人任军机大臣。翌日黎明,载垣、端华刚踏入宫门,就被事先埋伏两旁的侍卫逮捕。时肃顺扶柩抵密云,入驻驿馆。逮者到,砸开大门冲入,肃顺正于卧室拥两妾卧,咆哮詈骂,逮者又砸开卧室之门,将肃顺抓捕到案。论者以为,肃顺仅迟数日到京,如待他到后再动手,恐怕就不大容易了。然两宫皇太后车驾一到即下诏,办理神速,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中外皆始料不及。随后,任命了新组成的军机处,宣布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大逆不道之罪,主要有:擅权揽政;目无君上、法纪;抗拒皇太后;反对垂帘听政;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各国等。当即赐载垣、端华自缢,将肃顺斩首,景寿等五人分别被罢黜或遣戍。而后,载淳正式即位登基。以次年为同治元年。上“母后皇太后”尊号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尊号为慈禧皇太后。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

    这一年是辛酉年,故这一事变史称“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是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执政大权的宫廷政变,是清朝历史上第一次皇太后正式垂帘听政,也是慈禧本人登上政治舞台的开始。人们通常认为,咸丰十一年的辛酉政变是慈禧主谋或与奕訢合谋策动的。但有史家怀疑,这场政变的主谋并非慈禧,而是其时受到国内外广泛支持的奕訢集团。

    奕訢(1833年—1898年),爱新觉罗氏,道光第六子,封恭亲王。参与辛酉政变,同治元年(1862年)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后被慈禧等排挤出军机处。于光绪年间甲午战争时再次起用,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不久病故。因倡洋务、办外交,绰号“鬼子六”。

    咸丰重病在身,却一直拒绝留守京师、身负重任的皇弟恭亲王奕訢前往探望;咸丰临终指定的赞襄政务大臣多达八位,却没有关系最近、最亲,在北京独撑残局的皇弟恭亲王奕訢,这都引起了时人和后来史家的猜测、探究。

    咸丰与奕訢有着异乎寻常的关系。咸丰生母是道光帝的孝全皇后。孝全皇后在咸丰十岁之时突然故去。咸丰丧母以后,道光帝将他交给奕訢生母静皇贵妃抚养。史载,静皇贵妃“舍其子乳文宗,故文宗与奕訢如亲兄弟”。咸丰比奕訢大两岁,兄弟俩年龄相仿,自幼朝夕相处、一同长大,亲密无间。咸丰慈孝仁爱,奕訢聪慧有才。传说,道光晚年立储之时,曾在二人之间有过犹豫。野史更载,咸丰用其师杜受田之计,不与奕訢较赛才华、能力和知识,只在道光面前示以不忍之心、孺慕之诚,使道光在感动感慨之余,最终还是选择了仁孝两全的咸丰,而破例在遗诏中封奕訢为亲王。一些人就此认定,清末有“贤王”之称的奕訢未能当上皇帝是道光的失误。

    咸丰无能且兄弟阋墙,在内外交困中消极颓废、酒色戕身、过早辞世,给野心勃勃的慈禧制造了独揽大权的机会,致使清朝走向灭亡。这种传说并不可靠。事实上,咸丰的才华、能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均较奕訢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德人品更远胜奕訢,即位前期甚至赢得了“小尧舜”的褒称。

    咸丰即位之初,非常偏爱和重用奕訢。清制亲王不准任军机大臣,“恐其恃宠而骄”、“渐开专擅之端”,咸丰打破祖制,命奕訢在军机处行走,时奕訢才二十岁。但奕訢果然“恃宠而骄”、恃才傲物,引起咸丰不快。最终在其母封号问题上,兄弟关系出现了裂痕。奕訢生母静皇贵妃自认养育咸丰有功,不满足于康慈皇贵太妃的尊号,朝思暮想欲封皇太后;奕訢也企图通过生母封为皇太后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这实是犯忌之事。不说皇权不宜平添掣肘,祖制也从无嗣皇帝尊养母为太后的先例,故咸丰迟迟不肯松口。

    晚清王闿运《祺祥故事》对此有如下记载:

    咸丰即位之初,尊静皇贵妃为康慈皇贵太妃。奕言斤则频以封皇太后言之,咸丰默然不应。一次,太妃有疾,咸丰前去问安。太妃正向内而卧,见床前影,以为是恭王。即道:汝何尚在此?我所有尽与汝矣。他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咸丰知她错了,遂呼额娘。太妃觉焉,回首一视,仍向内卧不言,自此始有猜。又一日,咸丰来探病,遇奕言斤自内出,于是问奕言斤太妃怎样了。奕言斤跪泣道:不行了,意待封号而瞑目。咸丰说:哦,哦。奕言斤遂径至军机处传旨令册礼上尊号。

    据实录记载,咸丰尊康慈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时,她确已染病,奕訢借此要求、或竟迫使咸丰上太后尊号,有一定的可能。但康慈皇太后七日后方去世,太后尊号至少不是在其病危弥留之际所上。后咸丰大为减省太后丧仪,说明尽管他怀念、敬爱康慈如同生母,尊封太后却不是他的本意。在将康慈梓宫安置好后,咸丰恼怒地发布上谕,撤了奕訢一切要职,命他在上书房读书思过。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帝逃往热河避暑山庄时,清廷实际形成了两派。一派是热河以咸丰和他周围肃顺等人为代表的强硬派;一派是北京以奕訢、桂良等人为代表的现实派。所谓强硬派的“强硬”是可悲可悯的,毋宁称之为“顽固”。咸丰战场上败了,被迫接受了城下之盟,但他不能放下天朝大国之尊的架子,不能与各国夷酋同居一城,不能接受蛮夷的所谓国书。因此在各国夷酋尚有驻京、尚未言明拒其递交所谓国书的情况下,不能回銮京师,以免夷人再来挟制,又致出京。肃顺等积极拥护咸丰的决定,为解其闷,并召升平署人员分批到避暑山庄承差唱戏。其更有一深意所在,不回銮,即为他们排除异己、挟天子以令诸侯创造了条件。留守京城的奕訢、桂良等王公大臣则希望咸丰尽快还宫,以定人心,并摆脱肃顺等人的控制。咸丰一再推迟回銮时间,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纷纷上疏痛劾端华、肃顺等“茔惑”皇上。肃顺等则针锋相对,攻击留守京城的恭王等人借助洋人势力挟制朝廷,欲图谋反。

    咸丰与奕訢的矛盾增加了新的内容。奕訢同洋人频繁接触后,认为其与以往蛮狄大不相同,并非为争城夺地而来,可以遣使通好,借师助剿,视为共讨“发”、“捻”的“与国”。奕訢、桂良、文祥等人并于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还执意要去掉“通商”二字,欲统揽所有军国大事,明显有另立军机之嫌。所有这些,都是三人联名封奏,廷臣普遍回应,可见奕訢周围已形成了一股势力。肃顺等更密陈,巴夏礼被释放前曾劝奕訢自登大位;《北京条约》画押前,夷人提出让王公大臣跪迎奕訢以试探人心向背等。

    可以看到,辛酉政变是清廷最高统治集团权力失衡的必然结果。这一历史的必然结果,以慈禧通过政变上台的历史偶然表现出来。

    另有史家认为,辛酉政变中慈禧一方成功的决定性深层原因,是当时正统皇权思想或政治伦理观念的深刻影响。赞襄政务八大臣虽奉有咸丰帝的煌煌遗诏,慈禧等人却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八大臣实在无可奈皇权者何。而京师文武大臣及握有兵权的胜保、僧格林沁等均倒向代表皇权的两宫皇太后一边。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充分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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