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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慈禧

第二节 戊戌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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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正在生成。这就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康有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诒,世称南海先生。广东南海人。出生于仕宦家庭,以理学传家。光绪进士。曾任工部主事。戊戌变法前后,他先后七次上书,请求变法图强,并与梁启超等人......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正在生成。这就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

    康有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诒,世称南海先生。广东南海人。出生于仕宦家庭,以理学传家。光绪进士。曾任工部主事。戊戌变法前后,他先后七次上书,请求变法图强,并与梁启超等人一起创办《万国公报》,建立强学会,发行《强学报》,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十一岁成秀才,十六岁中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后师从康有为,先后领导北京、上海的强学会,与黄遵宪共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主讲,并著《变法通议》,倡导变法,时人将之与康有为并称“康梁”。

    康有为熟谙西学,洞察外情,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尚属一介布衣时即曾伏阙上书,认为由于日本的侵略野心,六七年后中日必将一战,战则中方必败、必致辱国丧权。当年康有为的上书到了翁同龢手中,但翁同龢胆小没有上达光绪。《马关条约》签订一个月后,光绪看到康有为递上的《上清帝第三书》。整个奏折长一丈多,共一万多言。书中详陈变法图强的方略,建议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严惩主和派与战败者,破格起用新人,变法图强,练新军、选新将、用精械,筑铁路、开矿山、建轮船、修邮政,务农、劝工、惠商、恤贫,停科举、建学校、办报馆、改革官制等。这些闻所未闻的精辟论说像磁石一样紧紧地吸引了光绪的目光,在经历了甲午战争痛创后的光绪心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他下令誊抄四份,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交军机处存记,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时时展阅。后光绪在朝臣章奏中发现了不少类似章奏,遂命军机处将康有为等九个条陈发到各地督抚将军处讨论。这已是变法改良的先声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山东发生巨野教案,德国以之为借口侵占了胶州湾。俄、英、法、日亦虎视眈眈,伺机瓜分中国。亡国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国人心头。康有为再次抵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他指出:如不当机立断,发愤维新,“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情绪激烈,言词痛切。这封上书也未能递到光绪皇帝手中,但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并在天津、上海、长沙维新派的报纸上发表,影响很大。给事中高燮为此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有为。光绪谕令王大臣传询康有为,听取他对变法的意见。康有为遂奏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提出了系统而具体的变法建议。光绪谕令王大臣会议,王大臣请得慈禧“尽管驳议”的旨意,逐条驳回。康有为于是转而鼓动群众性的变法运动。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光绪锐意变法。

    光绪拟要实行的变法维新,就其涉及的广大领域和要达到的目的而言,是一场渐进的政治革命;就其触及各种政治势力的既得利益和传统的“祖制”而言,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一个政治家,对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各种政治势力会有清醒的认识,会预先考虑到变法维新将会遇到怎样的局面,出现各种情况时应如何应付。有十分的把握和保证方能付诸行动,以绝对优势压倒反对势力;如没有把握就要等待时机、积蓄力量、见机行事。但光绪不是政治家,只是一个被慈禧造就出来的有严重人格心理缺陷的年轻书生。他的一切思想认识,包括仅有的一点自信都是从读书中得来,对中国的现实和官场则了解的太少,思想及各方面均准备不足,却急欲有所作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慈禧亲信荣禄私下活动,打算联络六部九卿共同上书请慈禧复出,御史李盛峰也在御史中串连,号召联名上奏请慈禧再度垂帘。后党逼光绪退位的举动,使光绪忍无可忍,他甚至通过庆亲王奕劻向慈禧捎话:“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光绪以其懦弱、畏怯的天性向慈禧要权,这几乎是他一生中破天荒之举,不料慈禧竟命奕劻传话:“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光绪立刻急切地付诸行动,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6月11日至9月21日,短短的100多天中,光绪接连发布了100多道新政诏书,有时一日数令,倾泻而下,令人目不暇接。最多的一天竟颁布了11条维新谕旨(9 月12日)。诏书内容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个领域。

    这些变法诏令受到了维新派和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所谓“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但仅凭一个无实权的傀儡皇帝所颁发的雪片般的诏令,即想在短期内改变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社会,将之纳入近代化轨道,谈何容易!掌握中央和地方实权的大员,除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外,几乎没有人执行变法诏令,束之高阁还算好的,绝大多数是群起反对。变法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对当时社会形势略微有所了解者,对此都不会感到意外。但光绪不但大感意外,而且非常气愤。他像所有幼稚的年轻人一样,想当然地将他的对手简单化、绝对化,归结为是慈禧的后党捣乱。维新派看到他“有不顾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于是益放手办事”,实际他早已丧失理智,不再考虑策略,一味色厉内荏、咄咄逼人地向后党开刀。集中表现为抛开现行体制另起炉灶。9月4 日,光绪将礼部原六堂官全部罢黜。9月5 日,超擢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为四品军机章京,此后“凡有章奏,皆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并免去李鸿章、敬信在总理衙门行走等。这种做法操之过急,过早地激化了矛盾,无疑是向慈禧发出挑衅,导致后党分子向他动手。

    慈禧早有防备,光绪《明定国是诏》发布后第四天,慈禧即迫令光绪一天中连下三道上谕:第一,以“渐露揽权狂悖”的罪名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第二,打破太后归政以后不再接见官员的成例,规定新授任的二品以上官员,均须具折后再到太后面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须一体向太后具折谢恩;第三,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统领精锐的北洋三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

    与光绪有声势无实效的措施相比,慈禧这几招,招招是隐含杀机的辣手。开缺翁同龢,无异是去掉了光绪的主心骨,抽掉了帝党的顶梁柱;要新任之官向太后谢恩,实际是慈禧通过抓人事大权而干政的信号;荣禄的任命,更等同于慈禧在军事上控制了京畿。经过数十年的虐待和摧残,慈禧了解光绪个性深处的懦弱、战栗、不知所措和无抵抗主义,单凭感觉就知道如何制服他。她做了上述部署,就不再做什么,仍旧在颐和园里写字看戏、静观事态发展。不出慈禧所料,光绪“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他本抱着慈禧支持的侥幸心理,但慈禧上述措施在他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他的天真和懦弱使他有预料却无防备,也无法防备,于是突出了意料之外。但他已无退路,只能硬着头皮顶下去,大力推行变法维新,造成某种既成事实,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随着变法的深入,慈禧和光绪的分歧越来越大。9 月14日,光绪第11次赴颐和园,请示开懋勤殿办事,拟安插维新派康有为等为懋勤殿顾问。这是康有为的建议:仿先朝开懋勤殿议事,选举英才,并邀请东西洋专门政治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革之事全盘筹算,然后施行。如此一来,军机处将被架空。有说当光绪向慈禧提出这一请求的时候,“太后不答,神色异常”。从慈禧的表情上看,光绪感到变法已出现危机。有说慈禧被激怒,痛责光绪坏祖宗之法,要把祖宗家业葬送在康有为之手。光绪虽当时硬顶:“儿宁可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后人耻笑。”但他面色苍白、大汗淋漓,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自7月以来,京师便流传着“换皇上”的谣言。光绪得知自己将在9月间陪慈禧一起到天津阅兵,不禁揣测那是否是慈禧以其心腹荣禄发动兵变、废立皇帝、解决新党的一着将军之棋呢?9月15日,光绪担心后党近期内要采取非常行动,于是带给维新派一道密诏,如下:

    赐杨锐

    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民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始如此,则朕位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使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密诏说他已感到皇位不保,要求杨锐等迅速筹商一个既可以使旧法“渐变”,又不违背太后“圣意”的两全之策。维新派几经筹商,由康有为于9月初上密折建言:“请仿日本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他分析了几个握有重兵的将领后,认为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可为“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是,9月16日光绪召见袁世凯,破格赏候补侍郎,专责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此举引起后党惊惧,荣禄谎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大沽口外战舰云集,将聂士成军调驻天津、董福祥军调驻北京长辛店,命袁世凯迅速回防,以防他变。京津气氛顿时紧张。维新派决定铤而走险,由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要他举兵勤王。当晚,谭嗣同秘密到京郊法华寺见袁世凯,希望他亲率敢死将士数百名,拥光绪帝登上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慷慨激昂,表示誓死效忠皇上,但又表示立即举兵勤王有困难,他说:“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矣。”谭嗣同无奈,只好同意等到天津阅兵时再作计议。

    而同一天,御史杨崇伊(李鸿章亲家)通过奕劻递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密折除了攻击维新派和帝党外,特别指出要防止维新派同东人(日本人)勾结乱政:“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当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正来中国访问,“京朝大小官吏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为顾问官”,“持此议者甚多”。慈禧不担心维新派上书言事,却担心他们掌握武装、与外国势力联合。当天傍晚,光绪离开了颐和园,并将于9月20日会见伊藤博文;袁世凯则将于9月19日陛辞出京。慈禧对此不能不防,遂决定乘时政变。9月19日,慈禧带领随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皇宫,光绪慌忙出迎。慈禧不理,径直进入光绪寝宫,将所有章奏归拢在一起,携之而去,并怒气冲冲指着光绪道:“我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道:“我无此意。” 慈禧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机为辞,临朝训政。从这晚起,光绪即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此后,他虽还有些活动,但已处在慈禧及其爪牙的严密监视之下。9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太后训政,并命逮捕康有为等人。康、梁逃往日本。谭嗣同被捕牺牲。

    关于慈禧为何发动戊戌政变,众说纷纭。

    一种意见认为,慈禧是顽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始终站在顽固、守旧立场上阻挠和反对变法。这是几十年来的传统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慈禧和光绪嫌隙已深,现在光绪要自主,她内心愤恨,便想索性废掉光绪,于是一开始便做了部署,最终发动政变。

    一种意见认为,慈禧说不上有何政见。如光绪因其上书受阻曾怒罢礼部六堂官的王照,即是这种看法。他说,戊戌政变,“许多外人误以为是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所致,其实,慈禧是个只知道权力却没有什么政见的人。光绪皇帝和慈禧的争论,纯粹是家务之争。所以要依我的看法,如果把主张变法的名义奉送给慈禧,让慈禧太后在名义上成为改革旗手,那么光绪搞改革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但康有为坚持“扶此抑彼”,认为慈禧“是个万万不可造就的东西”。

    一种意见认为,戊戌政变的直接动因与其说是政策之争,毋宁说是慈禧察觉了康氏有针对她个人的举兵夺权的计划。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把慈禧说成完全因反对维新而发动政变,至少是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看得过于简单了。不应把慈禧简单划归为保守派之列。她早年曾力排保守权贵的势力,支持洋务运动,也曾对光绪的变法愿望予以赞同;她与光绪还是有亲情的。与其说她的思想接近保守派,不如说更接近洋务派;她并不是变法不可逾越的障碍。溥仪《我的前半生》指出,“戊戌变法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清政府各个派系之间妥协的产物,是他们面对清王朝所处的实际困境而共同寻求的解救之道。”早在变法活动酝酿之初,慈禧即曾对光绪道:实行变法乃是我一贯的主张,早在同治初年就曾依曾国藩所奏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如能通过变法使国家富强,你可放手为之,我绝不从中作难。但如日本那样,连衣服皇历都学洋人,“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只不过告诫光绪“毋操之过蹙而已”。光绪发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国是诏》,把讲求西学、变法自强作为清王朝的国策,使维新运动取得了合法地位。此时慈禧的态度不仅不反对,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同情和支持变法。但由于政治变革过急过剧(三个月的变法措施足够当时中国消化三十年)而超出了社会公众的承受能力,使社会秩序处于极端危机的状态中。加之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采取了错误的孤立与排斥慈禧的政治战略,结果使以怀塔布、刚毅、叶德辉等为代表的原先就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以慈禧、荣禄为代表的有限地同意改革的既得利益派,以孙家鼐等为代表的原先曾支持改革的温和派,出于对激进的变法政策的共同不满而联合起来,最终导致了政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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