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我沿着泥路，最多走了20米，便看到两个人穿着暗褐色的制服，跟英军所穿的绿色和棕色制服不同。他们就是我最早看到的两个日本兵。他们绑着腿，脚穿胶底布靴，大脚趾和其他脚趾隔开，就像他们的凉鞋一样……我呆了几秒钟，才想到他们原来就是日本兵，顿时汗毛直竖…… 1941......
我沿着泥路，最多走了20米，便看到两个人穿着暗褐色的制服，跟英军所穿的绿色和棕色制服不同。他们就是我最早看到的两个日本兵。他们绑着腿，脚穿胶底布靴，大脚趾和其他脚趾隔开，就像他们的凉鞋一样……我呆了几秒钟，才想到他们原来就是日本兵，顿时汗毛直竖……
1941年12月8日凌晨，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日本飞机空袭新加坡。当时，街灯居然还亮着，空袭警报也没响，等到投下的炸弹爆炸后街灯才熄灭，警报才响起来。谁都没料到日本会发动攻击。
我跟我的同学一样，认为英国无论如何是不会被征服的。所以，跟全世界作对的德国人吃败仗，只是迟早的问题。他们入侵苏联，势必陷人泥沼。像其他学生一样，我们的消息来自新加坡的英文报纸。主要的英文报《海峡时报》为英国人所办，它的读者各民族都有。规模和影响力较小的《马来亚论坛报》只有本地人阅读。此外，大约还有10份华文、马来文和印度文报纸，它们的影响力都不大，我也没阅读。我的同学都受英文教育，他们当中很少人能够阅读这些报纸。作为学生，我们心里所想的不是关于战争的问题，而是想着在新加坡如果有人到日本商店光顾，那些抵制日货的华族爱国分子可能会把他的耳朵割掉。
华文报纸对战争的可能爆发，倒是让读者在心理上有较好的准备。从1940年12月起，《南洋商报》便不断刊登有关战争的不祥消息和评论。1941年10月，它发表一篇分析文章，指出新加坡坐落在马六甲海峡南端，很可能成为日军的主要攻击目标，而且推测日军为了更靠近新加坡，才挥军进入越南。l1月该报报道说，进兵泰国，是日军准备采取的下一个步骤。这份华文报赞同让战争蔓延开来，使日军远离中国，越远越好。由此看来，该报的读者不像受英文教育的读者那样，在心理上毫无准备。
危险的征兆
可是，快到12月时，一些明显的危险征兆就出现了。
1941年12月1日，总督宣布马来亚武装部队实行总动员。
在做动员工作的人当中，有几位是莱佛士学院的教师，包括吴庆瑞，他是海峡殖民地义勇军团的成员。许多班级宣布停课，我和同学们却依然一点也不惊慌。我们把这一切当作战备的一部分。这也可说是一种策略，目的是向日本人表明，如果他们胆敢挑起战火，那是愚蠢的。
1941年12月4日，《海峡时报》的大字标题是“舰队的到来，产生极大的鼓舞”。原来两天前，即12月2日，英国最主要的两艘军舰——战列舰“威尔斯王子号”和战列巡洋舰“驱逐号”——航抵新加坡。我们不禁有些得意洋洋。这两艘战舰可以保证英国在远东不出岔子。
政府和报纸忽视日本的威胁，究竟是出于愚蠢或是过于自信？我认为是英国对敌人的力量和本质一无所知。英国人和本地人深信白人有其优越性，黄种的日本人不可能向白人挑战并得逞。诚然，根据记录，马来亚英军总指挥官白思华将军的几名副官，曾经要求兴建防御工事，例如在新加坡岛北部和新柔长堤另一端的柔佛，挖掘战壕和设立路障。但事实是，谁也不相信日本人会那么鲁莽，敢跟英国人较量。如果他们真的动手，定会惨遭痛击。后来，我们发觉日本人不但准备同英国人和荷兰人较量，而且还准备跟美国人一较高低时，的确感到莫大的震惊。当时的英国和荷兰被欧洲战事拖累，根本无法招架。
1941年12月8日凌晨四点，我在古鲁尼路莱佛士学院E座宿舍睡觉时，突然间被炸弹的爆炸声惊醒。战争终于开始了。根据第二天报纸报道，日本飞机轰炸新加坡市区，炸死60人，炸伤130人。报纸也刊登了牛车水一带房屋被炸毁的照片。可是，空袭的新闻只是轻描淡写，新闻检查压制了新闻的报道。后来，我们听说日本飞机也轰炸发巴港的码头、三巴旺的海军基地以及登加和实里达空军基地。
莱佛士学院的学生都异常激动。那些内地来的学生，马上准备乘火车回家去。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新加坡将成为日本攻击的主要目标。回到马来亚乡下，可以避开日本轰炸机，比较安全。院方和学生一样不知所措，谁也没有做过应付这种局面的准备。两天后，我们听说12月8日那天，日本军队已在吉兰丹州的哥打巴鲁登陆。这么说来，马来亚也难免战火之灾了。
不出几天，学院里的学生宿舍几乎空无人影，教师也停止讲课。院方要求学生挺身而出，组成医疗辅助服务队莱佛士学院分队。我志愿加入这支分队，每天从纳福路住家骑脚踏车到三英里外的学院值勤。当局没给我们提供制服，其实他们也没有时间做这方面的准备。我们每人分得一顶头盔和一块臂章，上面印着红十字标志。我们每个月得到少许津贴，大约60元，工作是每天24小时轮班，每六人编成一组。莫里斯·贝克是我这一组的组长。他是一个欧亚裔学生，来自彭亨州的金马仑高原，比我大两岁。1940年他跟我一起在C座宿舍寄宿。起初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因为英国已经对日宣战，实际介入真正的战争而感到紧张刺激，同时很难抑制内心的兴奋。
然而对英国来说，战事并不顺利。12月10日，也就是“威尔斯王子号”和“驱逐号”抵达新加坡之后的第八天，它们竟在关丹附近海面被日本轰炸机炸沉。原来这两艘军舰向北航行时，没有军机掩护。消息传来，真叫人难以置信。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发生呢？如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日本帝国海军挺进呢？
两艘军舰被炸沉之后几天，政府医务局宣布征用莱佛士学院，并把它改设成一所疗养院，收容两艘被炸沉军舰上伤势较轻的水兵。身为历史教授的学院院长戴尔就成为疗养院的非专业监督。我们在医疗辅助服务队里的职务仍然保留着，但是在12月份，再也没有炸弹掉落在莱佛士学院分队的救护范围内，我们也没有奉召到其他地方去救护和收硷伤亡者。值班的时候，我时常坐在走廊的围栏上，眺望夜空和那一道道搜寻敌机踪迹的探照光束。但是，空袭次数减少了。原来日本战机集中在北马前线，只是偶尔南下轰炸新加坡。
不久，有些消息从马来亚传来。有的说英国部队在前线溃不成军；有的说日本军队毫不费力地突破英军的防线，骑着脚踏车沿马来半岛南下，穿过树胶园，用小船和舢舨在英军防线后面登陆，迫使更多英军后撤。大批白人家庭，包括种植园园主、平民和他们的家属，开始越过新柔长堤来到新加坡。有权势有地位的亚洲人举家老小也在逃难，只是他们没有露面而已。他们可能寄居在亲戚朋友家里，要不然就是静悄悄地从丹戎巴葛码头乘船离开新加坡，以免因协助英国人或是捐钱给中国，支持抗战而遭日本人报复。
到了1月，日本军队已靠近柔佛。日本战机也开始夜以继日地大举轰炸新加坡。一天下午，我在武吉知马村第一次救护和收殓伤亡者。医疗辅助服务队的几支分队的成员，乘坐由新加坡电车公司巴土改装的救护车赶到那个村子时，一颗炸弹刚刚掉在警察局附近，有几个人死伤。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有人流血、受伤和死亡，真叫人心惊肉跳，惨不忍睹。
1月31日上午八点左右，莫里斯·贝克和我坐在莱学院行政楼的栏杆上值勤。53年后，即1995年，贝克还记得当时戴尔教授绕过墙角，朝我们走来，准备到他的办公室去。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天崩地裂的爆炸巨响。我们都给吓得目瞪口呆。接着我脱口而出说：“英帝国的末日到了！”戴尔教授听见我的话，但把头转开，继续往前走。
凛然不屈的精神
同一天上午，所有英国军队都从柔佛撤退到新加坡岛。苏格兰高原兵是在他们的风笛手吹奏着《高原少年》的乐曲声中，最后列队越过新柔长堤的。当时只剩下两名风笛手执行这项任务，表现了他们凛然不屈的精神。这使我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英国人面对战败的厄运时，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沉着的态度。英国皇家工兵接着在柔佛那一边的长堤上炸开一道60米宽的缺口。但是，他们也把从柔佛输送饮用水到新加坡的大水管炸断。新加坡攻防战开始了。
我所属的医疗服务分队，是在2月8日(我记得是这一天)上午执行最后一次任务。当时，戴尔教授召集所有队员，并问有谁自愿负起危险的任务。莫里斯·贝克和我，还有其他几名队员自告奋勇。我们乘坐一辆救护车，沿着武吉知马路赶到武吉班让。这里离北面战线大约七英里。我们到达时，看到眼前的小村庄在蒙受轰炸和炮击后，陷入火海之中。我们走入一片树胶园准备进行救护工作时，莫里斯·贝克看到一颗没爆炸的炸弹，弹尾露出地面。要不是他及时叫我小心，我很可能踩个正着。
我们救护一名20岁出头的华族女郎。她的左股骨断了，腹股沟还有一道伤口。我们必须用夹板夹住她的大腿。为此，我们不得不把她的中装裤子脱下，然后给她上夹板。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对一个年轻女郎做这样的事。她神色茫然，露出震惊的样子。我们又搜寻到几个伤亡者，然后救护车就高速驰往欧南路中央医院。
一天早晨，我戴着头盔和臂章骑脚踏车回家时，看到一列军用卡车停在史蒂芬路。站在卡车旁边的，是一些身材高大，头上戴着宽边澳大利亚军帽，但脸色异常沮丧的澳大利亚士兵。他们士气低落，而且有点惊慌失措。我停下来问他们前线离这里有多远，一个士兵答道：“全完蛋了，把这拿去吧！”说着就把手中的武器推给我。我大吃一惊，难道就这样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吗？我婉言拒绝接受他的武器，并且安慰他说，只有在战事结束时才能定输赢。然而对这批澳大利亚士兵来说，这场战争他们已经认输。我不晓得他们经历了多少个可怕的日子。
战后，我从书报上得知当年有几旅澳大利亚军队在乘船前往中东途中，转到新加坡来。他们刚好在新加坡沦陷前三星期到达，立刻被派往马来亚内地抵抗日军，结果很快便被击溃而撤回新加坡。
这时，我父亲在巴株巴辖任职的蚬壳石油公司通知他要立刻疏散。巴株巴辖在新加坡以北大约100英里，靠近马来亚西岸。父亲在那里担任油库监督。他在新柔长堤被英军炸断之前，驾着奥斯汀牌的小汽车回到新加坡。我们仍然希望号称东方堡垒的新加坡能守得住。我相信仗一打起来不免会有许多死伤，但是，英国人将会挖壕固守，最后我们就会得救。然而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到了2月第一个星期以后，日子简直是一小时一小时地过——我心里越来越觉得新加坡并不是马耳他，它哪能顶得住日军的长期围攻？
整个殖民地弥漫着战败的气氛。日本军队从柔佛发射过来的炮弹造成严重的破坏。当日军的零式战斗机飞越上空时，英国皇家空军的水牛式战斗机连忙起飞，但却不是要迎战敌机，而是为了避免在地面被击毁。原来日本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精巧灵活；英国的战斗机速度慢，机身笨拙，它们绝不是日机的对手，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最后一批英国和欧洲平民，尤其是妇孺，从马来亚拥入新加坡。我们听过一些传闻，说他们怎样在丹戎巴葛码头争先恐后地挤上剩下的几条船逃命。
1月中旬，新加坡的学校全部停课。当炮声越来越逼近市区时，我母亲同父亲讨论有关应变的良策。她建议全家搬到外祖父的房子去，那里远离市区，被炮弹击中的可能性较小。我赞同并支持母亲的建议。我告诉她说，我准备留下来看守纳福路的房子，这也方便我继续到莱佛士学院的医疗辅助服务站值勤。我并不是单独一个人留下，我们的园丁许忠祜将会陪着我。他身兼人力车夫，从1937年起，我弟妹每天上学放学都由他接送。每次我到莱佛士学院值勤时，他就留在纳福路看守房子。我们挖了一个洞，盖上木头，铺上泥土，就成了一个防空壕。母亲在防空壕里囤积白米、食盐、胡椒、豆酱、咸鱼、罐头、炼奶以及我们可能长期需要的各种东西。钱不成问题，因为父亲奉命撤离巴株巴辖的油库时，公司方面很慷慨地付给他几个月的薪水，
就在日子越来越暗淡的时候，有几次我值完班跑去看电影，好让自己在看电影的两三个小时中暂时忘记一切，同时把渺茫的前途抛在脑后。1月底的一个下午，我在国泰戏院看一部喜剧片。戏中有一个场面是一颗炸弹该爆不爆，却在轻微的“啪哒”声中破裂开来。原来是一颗“诈”弹。它的外壳裂开时，露出“日本制造”的标志。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在过去两个月里，新加坡已经领教过日本炸弹和炮弹的巨大威力，而现在我所观赏的电影，却把日本人大肆挖苦一番，说他们两腿成弓形，眼睛向内斜视，所造的船无法在暴风雨中漂浮，开枪不会中的，充其量只能制造“诈”弹。不幸的事实是，从12月8日起的两个月里，他们却证明自己的军事力量能够跟英国作战。好几年以后，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在他所著的一本书中写到新加坡的陷落时说，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也是最大规模的对敌投降”。
2月10日英军后撤时，军方接管了整座莱佛士学院。两天后，医疗辅助服务分队不得不宣布解散。起初我留在纳福路老家，后来由于炮声越来越近，我只好到直落古楼和家人住在一起。搬到直落古楼的第二天，我们听到远处传来步枪声，有些比较靠近我们。但是，大炮声、炮弹爆炸声和炸弹爆炸声却沉寂下来。我觉得很奇怪，便从后门走到L巷去。这条巷子就在渔村旁边，过去我经常在村子里和童年朋友们玩耍，他们都是渔民的孩子。我沿着泥路，最多走了20米，便看到两个人穿着暗褐色的制服，跟英军所穿的绿色和棕色制服不同。他们就是我最早看到的两个日本兵。他们绑着腿，脚穿胶底布靴，大脚趾和其他脚趾隔开，就像他们的凉鞋一样。我后来才知道这种布靴使得日本兵的脚趾更能抓住潮湿或滑溜的地面。但是，最叫他们显得怪模怪样的，是头上所戴的鸭舌帽，帽子后面还连着小披风，垂在颈后。他们外形古怪，身材矮胖，却扛着插上刺刀的长长的步枪。他们身上散发出的一种令人作呕的恶臭，简直叫我永远忘不了。我后来所碰到的许多日本兵，身上都散发着同样的臭味。那是因为两个月来他们沿着森林小径和胶园通道，从哥打巴鲁一路打到新加坡，好久没有洗澡了。
我呆了几秒钟，才想到他们原来就是日本兵，顿时汗毛直竖。幸亏他们正忙着搜寻敌兵，所以不理我只管往前走。我赶紧飞奔回家，把所看到的一切告诉家人。我们连忙把所有门窗关上，天晓得这样做对我们能起什么保护作用。由于日本军队从1937年起在中国干下的种种暴行令人发指，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他们在这里重演奸淫掳掠的暴行。幸亏那天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发生任何值得一提的事。与此同时，英国军人却迅速撤往市中心，根本没进行过什么抵抗。
最暗淡的节日
第二天，2月15日，是农历新年。作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华人通常都要穿新衣新鞋，还有各种各样的传统美食可大快朵颐。可是，这一年的春节，无疑是1819年华人移居新加坡以来最暗淡的一个节日，只听到从新加坡北部和西部靠近市区的地方传来的战斗声，远处大炮和臼炮炮弹的爆炸声响彻云霄。不过，直落古楼地区却一片宁静。日本军队已向市区节节挺进。
那天晚上，大炮声静了下来。不久，有关英军投降的消息便传开来。第二天，有些朋友从市区回来，告诉我们抢劫事件到处发生。英国人和欧洲人的住家被马来车夫和园丁掠夺一空。这个消息使我们全家人焦虑万分。我们在纳福路28号的住家，还有那些囤积的粮食和必需品会怎样呢？尤其是粮食，我们要靠它度过漫长的岁月啊，保得住吗？经母亲同意，我和许忠祜一起从直落古楼步行八英里左右到纳福路。我们只花两个小时就到达目的地。沿途我看到马来人从大洋房里拾走家具和其他物件；华族不法之徒则搜掠货仓，抢走较贵重又不笨重的物品。有一栋破旧的浮脚楼，跟我家隔着两座房子，里头住着大约20户布央族①人家，男子都以当车夫为业。幸亏他们还未对我家动手。在那些大洋房里有更好的东西可拿，何况已是人去楼空，因为这些大洋房的欧洲主人正集中起来准备进入拘留营。我回来得正是时候。
英国主人的大洋房和货仓遭洗劫，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些在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的确很难理解这件事的全部含义，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英国的殖民制度，如何在1942年2月15日被日本人摧毁。自从1819年莱佛士在新加坡登陆，并把新加坡建立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站以来，白人的支配地位，从未有人质疑。我不知道这种情形怎样产生。但是我在1930年入学时，便意识到英国人是大老板。那些像他们一样的白人，也是老板，有大老板，小老板，但都是老板。他们人数并不很多，不过8O00人左右罢了。他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同亚洲人分隔而居。政府官员在环境较好的地区有大洋房、汽车、车夫和许多仆人。他们吃的是上等食物，肉类和牛奶制品居多。每隔三年，他们便请三到六个月的长假，暂时避开新加坡令人困倦的赤道气候，回英国“老家”休养。他们的孩子也回“老家”受教育，决不进人新加坡的学校就读。这些孩子也过着高人一等的生活。
总督是大头头，也是老板中的老板。在庆典仪式上，他总是穿上镶着金色绥带的雪白漂亮的制服，头戴顶端装饰着白色羽毛的盔帽，腰间佩带一把长剑。白人官员担任政府中所有高级职位，而且对亚洲人掌握着生死大权。福建人称呼他们为AngMoh(红毛)，马来人则把他们叫作OrangPuteh(白种人)。警察总监、高级警官、医务局局长、医院的高级内外科医生，都由白人担任。亚洲医生只能在白人医生手下工作，即使他们的资格比白人医生高，也无济于事。护士长也非由白人担任不可，虽然她们只能讲英语，而且跟不会讲英语的病人谈话时，必须请本地护士当翻译；亚洲护士休想有一天能成为护士长。
在莱佛士学院，所有教学人员都是白人。有两名本地最优秀的毕业生，尽管考到物理和化学一等文凭，院方却只聘用他们当“示范员”，薪水也比白人低得多。而且他们还得考取伦敦大学校外理科文凭，才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吴庆瑞(后来成为新加坡副总理)是当年最优秀的文科毕业生之一，考获经济学一等文凭，可是他所能担任的职位，只是“导师”，不是讲师。
莱佛士学院有120名寄宿生，分别住在6座宿舍里。为了督促这批学生遵守纪律和秩序，院方聘请了一个50多岁的英国退休军士长担任舍监。虽然他说的是伦敦方言，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他却领取丰厚的薪金，而且跟他的同胞一样，过着家惺惬意的生活。在学院当局看来，一名退休的英国军士长是负责训导新马120个最聪明的年轻人的适当人选，况且当时学生方面也没有意见。他们对这位舍监唯一不敬的是每次听到他说伦敦腔的英语，就禁不住高声大笑。
亚洲的暴发户
日本人笼统地被视为亚洲的暴发户。不错，他们比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更加工业化、更加先进，但是他们要赶上白人，还需要一段长时间。他们制造纺织品、玩具和其他东西。我记得在30年代，我母亲经常谈起她在密驼路著名的日本商店越后屋所买的一些美丽的府绸。当时密驼路有许多日本商店，越后屋是其中之一。我母亲告诉姐妹们，这种日本府绸，可以跟英国的细棉府绸媲美，价钱却便宜得多。不过，日本制造的玩具，价格虽廉价，样子却俗气，而且不耐用，跟英国制造的玩具简直不能相比。当年在新加坡也有日本西医和牙医，他们收费低，医术也不高明。我始终不明白，什么机遇使他们的学位获得英国医药当局的承认而能够在新加坡行医，莫非是报答日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代英国人照顾远东的利益？据说有少数几个日本医生还算能胜任，但却没有一个比得上医学院的英籍教授。
这就是11万名日本兵所占据的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状况。当时还有13万名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士兵被日军俘虏。经过70个惊慌、混乱和愚昧的日子，英国殖民地社会终于被摧毁，有关英国人高人一等的神话，也被打破了。英国人以为在日本兵开始炮轰新加坡时，亚洲人会极度恐慌，殊不知他们却处之泰然，面对伤亡毫无惧色，也没有惊慌失措。当日本人的炸弹和炮弹掉下来时，躲在办公桌和工作台底下的，正是白人平民老板。1941年12月16日夜深入静时，不顾亚洲人的死活，自己偷偷逃离槟城到新加坡“避难”的，也是白人平民和政府官员。英国军队在撤退之前，尽量把军事设备一一炸毁。医院、自来水厂、发电厂以及其他重要设施虽然保存完好，却没有人操作。于是，房屋失火时，没有消防员出动救火；自来水厂也没有职员调节供水。管事的白人官员早已逃之天天。白人只顾自己逃命的传说，使他们在亚洲人眼中沦为自私、胆怯的一群。这些传说有许多在转述的过程中，无疑被夸大了而有失公允，但却有充分的事实以资证明。事实证明白人如果不是比亚洲人更加惊慌失措的话，至少相差不多。亚洲人一向依赖白人的领导，如今白人却辜负了他们的一片期望。
粉碎了优越的神话
英国人的霸权本来是建立在优越的科技和组织上的。因为多数亚洲人相信英国人天生优越的神话，并以为要向英国人挑战是不明智和枉费心机的，使这种霸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可是现在，竟然有一个亚洲民族敢于抗拒英国人，并粉碎了上面所说的神话。没想到日本人以征服者的姿态对英国人称王称霸之后，却对同属的亚洲人显示他们比英国人更加残暴、蛮横、不义和凶狠。在日本占领的三年半里，每当我自己或是我的朋友当中有人被日本兵折磨、殴打或虐待时，我们都不禁深深叹息，恨不得英国人早日回来。新马人民对同是亚洲人的日本人感到失望，幻想破灭了。另一方面，日本人却耻于跟亚洲人认同。他们认为其他亚洲人都是劣等民族，只有较低层次的文化。相反地，日本人却是天照大神②的子孙，也是天择的子民，跟蒙昧无知的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