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尽管他只在南越待了五个月，在军队里还不到两年，但戈尔却不得不挣扎着适应重过老百姓的生活。在温暖无眠的夏夜里，他从床上爬起来，绕着家里的农场漫步，那时他和蒂珀住在家里。那些童年时代整天厮混在一起的玩伴，发现他们的老朋友戈尔精神不振。他们了解戈尔天性沉默寡言，但当他觉得安......
尽管他只在南越待了五个月，在军队里还不到两年，但戈尔却不得不挣扎着适应重过老百姓的生活。在温暖无眠的夏夜里，他从床上爬起来，绕着家里的农场漫步，那时他和蒂珀住在家里。那些童年时代整天厮混在一起的玩伴，发现他们的老朋友戈尔精神不振。他们了解戈尔天性沉默寡言，但当他觉得安全时，也会展示精心保护的天真的一面，讲无聊的笑话，放声高唱摇滚歌曲。1971年春天回国的大兵似乎都长出了一层新的抑郁寡欢的外壳。“他受了创伤，”史蒂夫·阿米斯特德说，“他处于某种退缩的状态。”
正像戈尔自己所回忆的那样，在田纳西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的成人时，正处于从迷惑走向重新发现的心路历程之中。越战的打击，对尼克松对他父亲无情的铁血攻击的愤怒，促使戈尔宣称他放弃其父母为他奠定的从政之路，寻找新的生活方向。这种想法，导致戈尔在范德比尔特大学读神学，探索灵魂，并开始了前景光明的《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记者生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政治绝对是我最讨厌的事，”他在1992年说道。后来，当他以记者身份揭露当地政府的腐败时，义愤重新激起了他对从政的热情。他说：“我开始感觉到我可以做出贡献。”而这样一种意识，他庆幸地说，把他带回了家族事业。
真相更为复杂，这一选择更多地不在于五年的记者生涯，而是源自更为要紧的一种奋斗，”那就是戈尔在努力寻找自身在他的家族及世界里的位置。戈尔从未放弃从政的希望。他回家后的确在寻找，不过不是寻找从政之外的另一种生涯，而是寻求一个可以合理合法地宣称是自己开拓出的从政之路，这种努力的第一步是拒绝家族召唤去过独立的生活。夜晚在森林里散步的意义，不只是一个老兵试图重新调整的不安的游荡，而是戈尔努力摆脱父母的巨大阴影所迈出的尝试性的第一步。
戈尔难忘这段记者生涯，不是因为它意味着一个新生活的开始，而是在他命中注定踏上从政之路以前，这是最后一段无牵无挂的时光。“他可以自由自在地漂流，”安德鲁·施莱辛格曾这样说起，他是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的儿子，他与戈尔在1970年田纳西州的竞选中成为朋友，“戈尔还没有抛下锚，他喜欢这种随时可以出发的状态，他也一定感觉到这种状态不会很长”。
唐娜·阿米斯特德也有同感。1971年末，戈尔最后一次看望她祖母埃德娜时，阿米斯特德的这一感觉更为鲜明强烈。那时，他的祖母已病人膏盲，将不久于人世。戈尔单独陪了埃德娜差不多有三个小时，他祈祷：“上帝、家庭和民主。”后来埃德娜暗示她的孙女，戈尔已显露了他的计划，她说：“戈尔将要竞选总统，他征求我的意见。”
戈尔的父母为他们的儿子感到焦虑，但仍希望他能尽快摆脱思路混乱的状态，开始政治生涯。他们相信，如果戈尔需要找到自己，他去读法学院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正如他们自己曾经历过的那样。。他们觉得，法律学位是比记者职业更合理也更有力的从政资本。他们对儿子在《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工作觉得恼火。1956年，该报曾迫使戈尔的父亲参议员艾伯特·戈尔退出副总统的提名竞选。至少有一次，他们请曾在《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当过记者的朋友科瓦奇转告戈尔，他什么时候都可以当一名记者，但去法学院学习的机会却很有限。科瓦奇后来回忆说：“戈尔很聪明地拒绝了我的建议，又当记者，又去法学院学习。”
戈尔确实遵从了父母所热衷的一项计划，经营起他父亲替他设立的房屋建造公司。当戈尔还在里克堡接受基础训练时，他就已正式注册为“三角木房屋建造公司”经理，公司的业务是在25号高速公路两旁的数百亩地上建造居住小区，这些地在卡太基城边，在戈尔从哈佛大学毕业前，他从父亲那买下了产权。退役后，经营这家公司对于戈尔来说纯系业余活动，他一次性地作出建造计划，与可能的客户聊聊天。他的合伙人是他家的老友罗宾逊。罗宾逊替他打理公司业务，他在三年时问里建造并低价卖出了18套平房。这些生意颇有效益，挣来的钱替戈尔结清了银行的账单，还让他的口袋有点鼓。但罗宾逊说，戈尔真正的兴趣在50英里外的纳什维尔。
范德比尔特神学院是被极端保守势力把持的大学里一块自由主义的飞地。大学为一个势力强大的董事会所控制，其中某些像《纳什维尔旗帜报》发行人詹姆斯·斯蒂尔曼这样的全市知名的反动政治人物。范德比尔特神学院在1960年突然名声大振。当时，该院学生、纳什维尔市声援马丁·路德·金南方基督教联盟的组织者詹姆斯·劳森，因参加静坐而被校方驱逐。开除劳森的决定得到了纳什维尔学生报的支持，但激起了教师们的强烈抗议。后来校方不得不收回开除劳森的成命。
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戈尔从事神学研究并非想当一名牧师，而是作为一个追寻种族和命运答案的手段。“越战的经验让他对许多事感到困惑，它让他思考什么是生活中真正重要的。”宗教研究生系主任杰克·福斯特曼这样说。福斯特曼称像戈尔这样的学生们为“探索者”。像戈尔在哈佛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一样，范德比尔特神学院的教员们看到的是一个在奋力磨炼以使自己的感觉变得更为敏锐的年轻人，“戈尔始终是个人物，”为戈尔讲授神学和自然科学的泰西勒说，“问题是：他是谁？他想干什么？”
戈尔的早期宗教生活反映了戈尔家族在华盛顿和田纳西州的两个根——冷静的主教派和浸礼教派的双重影响。当戈尔在70年代初作上述“追寻”时，南方浸礼教派会议还在温和与自由之间摇摆。浸礼教派对公民权利的支持和对越战的反对，与戈尔内心的想法相符。斯坦福大学教授阿莫曼说，那时浸礼教派会议是很“克林顿—戈尔主义的”。
尽管戈尔声称他已放弃从政的想法，但他的教师们却很少怀疑戈尔正为投身于政治做准备。“我想他应去从事为公众服务的事业，”曾在范德比尔特神学院教过戈尔、现为耶鲁神学院教授的汤姆·奥格莱特曾这样说道。尽管戈尔没有正式在班里注册，但他常来听系主任哈里森关引日约全书的讲课，授课内容充满了对腐败统治阶层的愤怒。福音书说：“让正义像水一样流淌，让正直像不可阻挡的洪流，”这些话表明，爱上帝就意味着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正和平等。哈里森说，“戈尔从圣经里学来的，是理解上帝要求他看到百姓的需求”，并“不要利用百姓”。在泰西勒的班里，戈尔被关于未来全球环境的悲观预测所吸引。这后来成为了戈尔的著作《地球的平衡》一书的主题。在那个时期，戈尔读的书包括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该书对失去控制的工业化及人口增长所造成的威胁进行了研究。
戈尔还对神秘领域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作为心理宗教现象的神秘主义和超自然现象对原始宗教的影响。戈尔的老师说，尽管戈尔从未试图获得一个神学学位或成为一名牧师，但他的确不仅仅是涉略一番，浅尝辄止。讲授灵肉二元论的哲学教授法里说，“戈尔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学生，表现出强烈的自发性的学习热情”。戈尔的成绩很一般，但这不重要，“他来听想听的课，学想学的东西”。
当戈尔返回华盛顿成为众议院议员时，他和蒂珀开始参加在阿灵顿的浸礼教堂的活动，在70年代后期，他们在浸礼教堂里“再生”。至少是在他的第一个副总统任期里，戈尔也是一个每周进行祈祷的小组的成员。朋友们说宗教信仰是戈尔生活的基石。“我信仰为上帝服务并努力理解和遵守上帝对我们生活的意愿，”1994年戈尔在学位授予典礼上对哈佛大学高年级的同学说，“犬儒主义可能对这个看法不以为然，说上帝是个神话，对于无知的人来说是个安慰，并能使他们顺从。但我心知，无须辩解也不用任何怀疑，犬儒主义是错误的。”浸礼教派的影响在他的公共演说中有迹可循，特别是在黑人教堂里，这一特点就更明显。虽然带有重要的政治目的，但戈尔在谈起妹妹的死和儿子差点就被死神领走这两个家庭悲剧时，还是表现出浸礼教的蒙难和赎罪的色彩。“我一向认为，耶酥在十字架上所遭受的苦难，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戈尔在亚特兰大浸礼教会纪念马丁·路德·金的讲话中说，“苦难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让我们看到我们共同的地方，听从主的召唤去做应该做的事。”
但当80年代和90年代浸礼教派出现右倾化的情况时，戈尔发现他自己游离于该教派的主流之外。戈尔对流产和同性恋权利的支持，使他作为1992年副总统候选人遭到了南方浸礼教派的攻击。南方浸礼教派对戈尔特别热衷的为保护环境而动员精神力量这个事也不是很积极。
尽管戈尔保持着南方浸礼教派的色彩，但强调他所认同的浸礼教派的教义与他的其他人生信条相和谐，从而形成了由浸礼教传统、新时代精神主义和保护环境的“召唤”浑然一体的观点。“我开始信仰一种内在的生态系统。这种内心的生态系统同样依赖于以健全的社会环境为特征的平衡性与整体性原则。”戈尔在《地球的平衡》一书中的最后几页写道：
如果有可能把握住自己人生的航程——我相信可以——那么我相信这
一点应该从信仰开始，对我来说，信仰就像一个保持内外平衡的精神杠杆。
当然，信仰在具备了个人意义之前只不过是一个词汇；我自己的信仰根植
于对上帝作为创造者和保护者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对自己与基督的关系的
个人解释，和认识到在所有的人、所有的生命和所有的事物中有一种神圣
而永恒的精神存在。
1999年春天，听了戈尔在白宫会议上就宗教作家的提问所作回答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斯泰佛写道：“戈尔给人一个感觉，他在种族和智慧上是个基督徒，但不是典型的教条式基督徒。”戈尔所引用的东西都与爱和善良有关，都来自在政治和科学时代仍专注于精神研究的那些思想家，其中包括政治道德家尼布尔；现象学家胡塞尔和存在主义哲学家英里斯·莫里奥庞蒂。
其他了解戈尔的人会觉得奇怪，像他这样一个受过技术和科学训练的人，怎么真的会信仰那些东西。“我认为他是一个希望自己拥有不可动摇的信念的人，”他的一个老朋友冀伯特说，“对他来说，这种信念意味著有一个可以原谅错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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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戈尔真的拒绝从事政治，那么他可能会在其他行业工作，而不是做《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的记者。作为一个人缘甚好的哈佛研究生，他可以选择在许多新闻社当记者，但却偏偏选择了在他父亲的成功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一家报社。1937年得克萨斯州航空和保险业经理西里曼·埃文斯买下了这家报社，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将它转变成州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发展、人头税的废除、埃斯蒂斯·凯弗维尔和艾伯特·戈尔分别于1948年和1952年在参议院的选举等问题上，埃文斯都发挥了其报社影响，从而打碎了由孟菲斯的爱德华·克伦普主导的民主党机器。1948年埃文斯的《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是强有力的民主党人的声音，是支持杜鲁门的四家主要报纸之一，而且他肯花钱去做他认为报业应该做的事：人民的理想、道义、经济、社会和政治期望。任何一个背离了这个宗旨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份报纸的力量，正如老戈尔1956年所做的那样。《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是民权运动的倡导者(尽管它确曾支持过将詹姆斯·劳森开除出范德比尔特神学院)。总体上说来，该报在政治上是倾向进步的，并使它成为像戴维·哈尔伯斯塔姆、弗雷德·格雷厄姆和比尔·科瓦奇之类的第一流年轻记者向顶层冲刺的强大磁场。
该报的一位最精明能干的记者是约翰·赛森勒，他关于卡车司机联盟在田纳西州的暴乱报道，引起了鲍比·肯尼迪的注意。他离开报社，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为肯尼迪工作，后来成为肯尼迪在司法部的助手。1961年，当他试图救助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动乱中两个自愿者时，被打得昏了过去。1962年，他返回《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当编辑，不久他发表了关于竞选丑闻的报道。当时一个民主党助选人雅考伯，绰号“小魔鬼”，用已死去的人的名字填选票，为主子助选。这篇题为《死人投票》的报道，最终把雅考伯送进了监狱，同时也使赛森勒成为纳什维尔的政治名人。当时是一名记者和编辑，后来成为该报发行人的弗兰克·里特，回亿说当时城市里想找工作的人守候在赛森勒的办公室外，盼望着得到他的接见，得到一份推荐书。
追踪采访“新边疆”最新进展的努力，使赛森勒得以向《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注人活力、激情和对肯尼迪时代的乐观精神。他派出记者深人采访三K党的内幕和像市精神病院这样麻烦的地方，他使该报投身于关于下一代的民权战斗，其中包括推动议会改造、建立大都会式的政府，将田纳西州与附近的戴维森县联为一体，以免那些住在戴维森县的白人逃税。《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与《纳什维尔旗帜报》激烈竞争，《纳什维尔旗帜报》发行人斯蒂尔曼的办报信条是：信奉分离而平等是上帝的旨意。
赛森勒还创建了一个关系网，把肯尼迪时代名人的后代拉到纳什维尔来。这些关系中包括安德鲁·斯赖辛格和戴维·肯尼迪。戴维是鲍比·肯尼迪(1984年被一个吸毒者暗杀)的儿子。不是每个人都欣赏他的这种做法，有人认为这是赛森勒与他在华盛顿的那些有势力的朋友们保持密切关系的一种途径。
当戈尔于1971年秋季加盟《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时，人们认为他不过是赛森勒关系网上的又一个重要人物。但人们很快发现，戈尔的背景很快使他被认为是一个候选人，而不是一个年轻记者。“赛森勒认为戈尔应该从政，”该报记者沙利文说，“戈尔不像一个记者，采访、报道不是他想干的事。”
白天研究宗教，晚上寻找新闻，这显然不是典型的生手记者所要干的事。戈尔向老板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不要分派他去采访政治事件，他希望这样能使他进一步摆脱家庭的影响。戈尔组心某些政治事件会使他不得不去采访那些与他父亲有过节的人，他说他“不想趟那浑水”。
戈尔不是一夜成名的那种记者。他的稿子经常晚交，写得很差。虽然他的稿子从来不缺少事实，但他经常因为努力搜集更多的事实而把完稿时间拖到最后期限。他的同事经常对这种做法感到困惑：“在开始写稿前，他总想了解每一个细节，这在时限的压力下是非常困难的事，”该报政治记者多特里在1984年写道。里特回忆说，在手工打印时代，戈尔的稿子乱得一塌糊涂，满篇都是用铅笔涂改的地方。汤普森说：“在最后时限到前，戈尔是不会真的动笔写稿的。”
像许多新闻社一样，《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不是时尚的温床，但戈尔为该报注入了一种反文化的风格。他留着中分的披肩长发，穿牛仔裤和绸衣，喜欢坐在警车里跟着警察巡视夜晚的街道。他对警察的职业很着迷，甚至对朋友说他想当警察。斯坦尼斯说，“戈尔的这个说法看来有八成的可信度”，“他说他能当个好警官，不会当个收黑钱的警察，他说他关心老百姓”。
因为经常将稿子拖到深夜才完成，戈尔只好在离报社不远的地方租了一个房间。房间很简陋；一个冰箱，一个炉灶，一张床。不过房子虽小，却使他免去了天天夜里驾车回家的麻烦。而且他可以在这里和朋友打扑克、喝酒。戈尔喜欢这种自由，有朋友陪伴和追踪信息，对信息作出解释的挑战。像老戈尔议员一样，他最喜欢坚持他刚学会的令他感兴趣的东西。现在他有了一个机会，用文字把这些东西告诉成千上万的人。
他和蒂珀在纳什维尔过着活跃的社交生活，与他们来往的是一群年轻的记者、律师、生意人，其中有些人是老戈尔的好朋友们的子女。有时，他们也会在本市最著名的别墅里，与像州民主党主席切克这样的人聚会。戈尔夫妇用了很多时间与两对年轻的记者夫妇交往，沃内基夫妇和萨特兰与杜宁夫妇。萨特兰是范德比尔特哲学研究生，他曾对市中心医院进行新闻调查。萨特兰说，“上帝、时间和空间”是他们与戈尔聊天的主题，“我们讨论如果这样、那样，世界会变得怎样的问题”。他们争议的主题是一个人怎样才能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价值。萨特兰相信作为一名记者，当他们把问题的诸方面揭露出来时，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戈尔的意见更为积极也更务实，“他将追根问底，努力使事情变得更好”。
戈尔夫妇与沃内基夫妇的关系更为密切。1972年，当沃内基夫妇搬到另外一处住宅时，戈尔夫妇租下了他们原来的住所。像戈尔一样，沃内基也有一个著名而有势力的父亲，也要面对由此而来的问题。他的父亲约翰·卡尔·沃内基是得过大奖的设计师，也是约翰·肯尼迪的朋友。1963年，他为肯尼迪设计了白宫对面的拉法耶特广场，后来还设计了肯尼迪的基地。在肯尼迪遇刺后，他成了肯尼迪遗靖的情夫。年轻的沃内基在旧金山长大；他小时的朋友包括吉他手鲍比·威尔。年轻的沃内基与高中时代的朋友南希结婚，南希是加州一位著名的共和党家族的女儿。
沃内基是个有魅力的人。一位朋友回忆道，他有富有感染力的大笑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明亮的蓝眼睛。他也吸毒和酗酒，这毁掉了他的第一次婚姻。沃内基说，他与戈尔，有时还有蒂珀与南希，经常讨论政治问题，直至深夜。喝着白兰地，抽着含有大麻的香烟，他们讨论从民权到为B一1轰炸机拨款的各种事情。当然并不奇怪，他们还讨论过解除毒品管理法的问题。沃内基说，抽含有大麻的香烟，有助于刺激“戈尔的想像力，相信什么是可能的。我们会兴奋起来，谈起如果我们当了总统将干些什么的问题。它会使戈尔幻想成为一名被选举出的官员”。沃内基很清楚，尽管戈尔表示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政治野心像地下的潜流一样积蓄在他朋友的心里。“我所遇到的任何人都没像戈尔那样，总是为自己竞争国会议员做准备，”他说。但戈尔需要记者职业和研究生课程的学习来拉开与家庭的距离。沃内基说：“对戈尔来说，独立地开创一番天地非常重要。”
1987年，作为总统候选人，戈尔坚持说他吸大麻是“偶尔的、很少的”。他说他在哈佛读书时偶尔吸几口毒品，在部队里抽过1到2次，在1972年彻底戒除前，在读研究生时还抽过一两次。沃内基和戈尔在纳什维尔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其他密友则说，70年代，在他任记者期间，1976年参加国会竞选之前，戈尔一直狂热地把毒品作为消遣。他们记得戈尔每周抽大约3到4次大麻：在沃内基家里的夜谈，在戈尔家的农场里度周末，甚至有一次在警察的巡逻车上，戈尔都抽过大麻。沃内基说：“戈尔像我所知道的在那儿的任何一个人一样抽大麻，并喜欢抽。”
朋友们回忆道，戈尔的问题是自大与偏执的混合。他意识到自己作为政治家族继承人的身份，有时因此而显得可笑。但他担心他光明的未来会毁在吸毒上。“他会站起来，把窗帘全都拉上，把灯关掉，以免自己抽大麻被人看见，”沃内基说，“他对被曝光的恐惧有点偏执。”戈尔青年时代的其他朋友对他使用毒品这个事极为讳言。“我想这是可能会断送掉戈尔前途的事情，因此我说的只是私下才会说的话，”冀巴特说。戈尔哈佛时代的室友说，没有朋友愿谈起戈尔抽大麻的事，因为这件事对戈尔名声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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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时间里，戈尔把记者工作与他的私人生活分得很清楚。他的多数同事都不知道他研究宗教和吸毒。当戈尔发表了关于在纳什维尔以南2小时路程的沙姆镇海特一阿斯普里荒居者社区的长篇新闻报道时，这两个世界重合了。这个社区的领导者是富有魅力的斯蒂芬·加斯金。加斯金本来是旧金山的一个助教，他得到了在他开办的夜校里学习的一小群人的追随。夜校课程的主题是“宗教，上帝，爱情，死亡，毒品，越南和暴力”。出于对加州政治和文化动乱的厌烦，加斯金带领一个车队来到田纳西州乡下，与300名追随者组成了一个社区。这个团体的另一个发起人比茨称该团队是“嬉皮士风格的精神园地”——基督教与东部宗教的混合，再加上大麻和迷幻剂。加斯金称大麻有助于使人达到对更高意义的理解，也有助于他与追随者进行心灵感应式的沟通。当听说加斯金和追随者在与当地牧师进行一系列会晤、探讨精神问题时，戈尔来了兴趣。他开车来到沙姆镇，找到了一个有东方地毯和火炉的集会场所。辩论以当地牧师试图否定加斯金的合法性从而拯救其追随者开始，但戈尔在报道中写道，他们就基督教原则达成了令人惊讶的共识，并开始出现相互理解，“沙姆镇的人们正在学习与突然间成为邻居的那些奇异的人共处”。
看来，戈尔在这个农场里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求的某些答案。他在1972年3月13日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充满了尊重、甚至是热情。“与任何其他社区不同，”戈尔写道，“加斯金社区过着一种宗教式的生活。”社区成员认为戈尔与他们有共同的精神因素，加斯金说：“他从一开始就是我们的朋友。”加斯金在回忆戈尔对他的采访时说，他对戈尔提出的问题感到吃惊，因为与其他记者的采访方式完全不同，戈尔使用了宗教课本里的术语来提出问题，“我想你们正在努力探索纯粹的状态。”戈尔还与加斯金社区进行了几次接触，他与比茨保持着电子邮件联系，比茨后来成为一名律师和环保主义者。他在90年代写了一本书《气候危机》，戈尔的著作《地球的平衡》使用了《气候危机》一书里的材料。
1972年底，戈尔完成了神学院的学习，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的工作中。该报为他分派了更为重要的事。1972年秋天，赛森勒送他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了为期两周的新闻调查学习班。戈尔给自己解除了不从事政治题材报道的禁令，接受了到纳什维尔法院和市、县政府机关采访的任务。戈尔是个理想的新闻快手——顽强、富于创造、为当地政府的管理事务所吸引。“当市政委员会为如何向纳什维尔市的供水和耕种计划投资一事辩论时，立法者们可能很高兴看到这些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在1973年发表的一篇典型报道中，戈尔曾这样写道。戈尔就城市财产税评估系统中的问题写了一系列头版报道，那时财产税评估要依靠私人公司估算地产。
戈尔的工作是踏实而成效显著的，但他那显眼的名字显然提高了其工作的影响。很少有25岁的记者被邀请参加到美国参议院的辩论，但1973年5月3日，戈尔在政府间关系委员会的行动小组委员会作证，当时该小组正在讨论一个需要联邦政府批准的关于公众评估公司的提案。当他在由埃德蒙德·马斯基所主持的一个小组发言时，他更像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而不是来自纳什维尔的小记者：“我相信当政府没有给予某个领域以足够关注时，这个领域最可能产生相互冲突的利益。”他说，“当被选举出的官员没有精心地有意识地进行管理时，类似的状况只能继续恶化。”戈尔甚至对提案提出了一项修正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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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活开始在多个方向加速前进。蒂珀怀孕了，于1973年8月6日生了女儿卡伦娜。戈尔夫妇读了许多关于养育小孩的书。当戈尔去医院接母女俩时，他拿出给蒂珀的玫瑰让小婴儿闻，试试女儿能不能闻到花香，因为书里告诉他婴儿可以接受大量的感官刺激。
对于蒂珀来说，做一个年轻的母亲，既幸福又辛苦。当戈尔在报社长时间工作时，“我守在卡伦娜身边整整两年时间，”蒂珀写道。在外面，蒂珀也非常忙碌，她在攻读纳什维尔市的乔治·毕波第大学心理学硕士学位，1975年获得了这一学位。南希在她家地下室的暗室里教她摄影。在南希的鼓励下，蒂珀参加了纳什维尔技术学院的摄影课程学习，该课程的主讲人是《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图片编辑杰克·科恩。科恩对蒂珀的眼光、随和的性格和学习的热情有着很深的印象。一个课程作业是要学员拍摄一张反映自己的喜好的照片。蒂珀交来的作业是戈尔光着膀子刮胡子的照片，嘴边涂着白色的泡沫。科恩给蒂珀提供了一份做摄影技术员工作，每周上三天班。
这是一份琐碎的工作——煮咖啡、洗胶卷、调制药水——但科思也给了她摄影机会，而蒂珀总能不断提高摄影技能。科恩欣赏她总是努力把任务干得更好的习惯。科恩说，派她出去拍个照片，她总能带回一些更好的东西，科恩曾这样说。蒂珀开始喜欢报纸上的照片对人们产生的刺激和鼓舞的力量。当人们看到报上登的蒂珀拍摄的一个被赶出的妇女在雨中哭泣的照片而给报社打电话表示愿意提供帮助时，蒂珀感到兴奋不已。她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职业。她的长期计划是打算做一个儿童治疗专家，也许这是为像她自己一样在小时候经历黑暗遭遇的小孩提供帮助的一个方法。但她现在喜欢上了摄影，并希望得到在《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的一份正式工作。科恩已准备好在有空缺时接收她。
艾伯特和波林·戈尔夫妇勉强忍耐着他们的儿子和儿媳越来越深地与《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搅和在一起。波林对1956年在参议员大会上她丈夫所遭受的污辱还记忆犹新。有人说，她曾试图说服《华盛顿邮报》的老板格林汉姆买下《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艾伯特抱怨他当记者的儿子所挣的“比奴隶多一点的薪水”。他想帮助儿子家，但总被儿子拒绝，戈尔总是证明自己是自食其力的。戈尔对能显示出父母势力的东西特别恼火。当父母送给他一辆崭新的小轿车作为生日礼物时，戈尔把它锁在家里的仓库里。“他很恼火，”一位在场的朋友说，“戈尔觉得这辆车是在摆谱。”然而，戈尔还是愿意接受不那么显眼的父亲的帮助，比如1969年他从父亲那里购买了土地，使他能通过房地产开发挣钱。
戈尔也从父亲与阿曼德·哈默的友谊中获益。哈默喜欢为朋友们挣钱，而他认为老戈尔参议员是个值得为之奔走一番的人。当60年代在史密斯县的锌矿被发现时，戈尔一家又感受到了哈默热心的帮助。哈默的公司会不时地为戈尔一家和邻居提供优惠的条件，提前为每亩地的开采权提供7.50美元的费用，在锌被开采出来后，再支付4％的收益。
一块关键的富含锌矿的土地，是在离戈尔家附近卡内河对面的麦当娜所拥有的农场。1969年，当老戈尔还在参议院里，他与哈默一道给麦当娜打电话，问她是否愿意做一笔交易。哈默开出一年2万美元的价钱，让她出让开采权，这一价位是她曾所得到的最好的价钱的两倍，但麦当娜拒绝了。在1972年麦当娜去世后，哈默用1.6万美元从坎伯兰教堂(麦当娜把遗产捐赠给了教堂)那儿买来了开采权。这是一个因竞争而不得不付出的高价。哈默对农场没兴趣，他有兴趣的是地下的锌矿。他请老戈尔买下这块地。老戈尔说如果哈默愿意给他与麦当娜一样的优惠条件，他愿意购买。1973年8月27日，老戈尔用8万美元买下了地，同一天又用8万美元买断了采矿权。
老戈尔对麦当娜农场没有兴趣，但他想为儿子做点事。对于戈尔来说，这个交易类似于赌博。买下这么块地本来不用花那么多钱，但锌矿可能会有大的收益，而这笔交易给了他另外一个好处：在他父亲曾经代表过的选区里的住居权。9月22日，父亲、儿子和哈默的公司签订了三方合同。老戈尔将地表开采权重新出让给哈默的公司，条件是第一年支付老戈尔2万美元，在接下来的3年里每年支付1万美元，在再接下来的时间里，每年2万美元。戈尔花14万美元从父亲那里买来农场；土地花8万美元，开采权花6万美元(老戈尔保留了第一年的2万美元)。为做成这笔生意，戈尔卖了其他房产共得4万美元，剩下的10万美元是借的。到现在，88英亩的农场和农场内2100平方英尺的房子，仍属于戈尔。从这里可以看到河对岸老戈尔的家。
锌矿生意确实挣钱。在接下来的11年中，哈默的公司向戈尔支付了近20万美元。这对于戈尔一家是除了薪金外的一笔很大的收入。戈尔从这些钱里拿出7.6万美元又在市里买了一套住房。到90年代初，戈尔一共从这笔生意中收利超过30万美元。这是在他拿到议员薪金后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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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社，戈尔的调查目标变得更大了。几个月来，他搜集到了在市政委员会分区制案例中有人行贿的小道消息。一种称做“委员会特权”的做法，几乎给了委员会成员否决在自己的街区进行重新分区申请的权力。戈尔不断听说房地产商和开发商为了把自己的案子放进委员会日程而花钱行贿的消息。他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研读公共记录文卷，1973年底的一天，他夹着一大卷文件闯进赛森勒的办公室，准备向赛森勒讲述自己的发现。赛森勒欣赏戈尔的热情，但对这件事不感兴趣。但戈尔坚持让赛森勒明白：在好多案子中”委员会成员利用他们的特权，在没有任何明显理由的情况下，提出、撤消、再提出重分区申请。虽然这还仅是没有根据的猜测，但戈尔怀疑这里面有名堂。赛森勒的兴趣被调动起来，他指派戈尔去把这件事彻底弄清楚。
戈尔的调查活动对于市政委员会来说不是秘密，这件事已影响到戈尔与几个成员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些成员已与戈尔有了密切的关系。戈尔的年轻，他有影响力的关系，以及对老戈尔(许多黑人成员没能忘记者戈尔曾投票反对1964年的公民权利法案)的宿怨，加深了委员会成员对戈尔的怀疑：“你看，他来了，一个多事的记者，来自政治家族……我们开始对戈尔的多管闲事感到讨厌，”那时候的一个委员会成员克罗克特说，“他很敏锐，人们怕他，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许多人感到紧张，因为许多人都不干净。”克罗克特还讥讽了戈尔的着装，说他穿得像个“烂透了的嬉皮士”。
这种紧张关系到1973年11月份演变成为一场战争。那时，委员会投票决定去进行一次无耻的公费旅游，35个委员及助手用开城市联盟会议的名义外出休闲。戈尔与他们一同上路，对此进行大量报道，其中一个报道称一个旅馆因预约管理混乱，导致旅游团无法住进预定好的豪华房间，只能委屈地住在一个没有安全门的很差的旅舍里。后来该市的市长在早餐会上举起香核道歉，这些人都对此毫不领情。戈尔就此事发回一个头版新闻，名曰《生气的公款旅游者们获得了一个城市的道歉》。
戈尔的调查及关于公款旅行的报道都不合委员会成员罗伯特·里森纳的胃口。当戈尔这个专挑委员会刺的记者在一家由里森纳赞助的餐馆里吃喝时，里森纳撕开墙纸，井威胁着要把戈尔从窗口扔出去。“在我的工作圈子中还没有一个人用戈尔那样的词语写稿子，”一个目睹了里森纳大发雷霆的委员会成员说，“他暴怒不已，而戈尔站在那儿干瞪眼。”这件事让戈尔怀疑自己能否继续在委员会待下去，他请委员会律师西顿帮忙平息委员会成员的怒气。西顿说，“戈尔觉得自己惹了大麻烦。”
但戈尔在继续挖新的素材，而且在圣诞节过后不久就找到了想要的东西。房地产商吉伯特·科恩曾任过戴维森县大法官的陪审团长，一天他对戈尔抱怨说，他的一个关于关闭一条小巷的提案获得通过有困难。他计划在范德比尔特校园附近盖一所办公大楼，需要关闭这条小巷。有关提案已在10月通过一审，但在11月20日进行二审前被撤出了。这项工程在第20区，莫里斯·哈道克斯代表这一街区，哈道克斯是一个年轻有为的政治人物，他恰好在这一街区开了一家药房。科恩觉得他只不过是在挑逗戈尔，让他明白委员会成员的低效率，但戈尔告诉他想干更大的事。
但与传统的新闻调查方式不同，《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被选为地方司法部门的伙伴，参加了由民主街区律师安东尼·汤姆·什利佛主持的一个侦查行动。什利佛曾在《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干过复印的活，是赛森勒的老友。科恩同意在1月19日早上在药房与哈道克斯会谈，并暗携窃听器。戈尔坐在他们视野外的大众牌小汽车里，《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调查部的人员坐在另一辆没有标记的汽车里。哈道克斯先向科恩提出在一笔房地产生意中帮个忙，然后询问他有关家具生意的事。最后，他说：“你最大的商品是钱。”科恩回答说：“没错，我最大的商品就是钱。”
科恩问需要多少钱才能让那条小巷关闭。“那可得要一笔大钱”，哈道克斯说。科恩后来给他打电话，让他中午时在第七大街联盟区的拐角处等，他将给哈道克斯300美元(这笔钱由《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提供)。这个会面地点不是随便选择的，在《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社里，三名摄影记者可以最佳角度对他们进行拍照。中午时，哈道克斯开着长形林肯车来了，科恩身上还带着窃听器，递给他一个信封。
《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将一个委员会成员索取黑钱的事逮个正着，有录音带和照片为证。但它还是等了三周以让犯罪调查的时机更为成熟。在这段时间里，戈尔继续扮演一个小打手的角色，将录音带上的东西抄下来，反复核对。这对他来说是个难以忍受的间隙。由于担心他的便条和记录可能会落到《纳什维尔旗帜报》或其他竞争者手中，他把它们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2月5日，哈道克斯重新提出科思关闭小巷的议案，并获得一致通过。戈尔和《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的摄影记者在当天下午向大法官作证，控告哈道克斯接受黑钱。哈道克斯于当晚被捕，当时他正在出席一个种族委员会的小组会议。
戈尔开始报道对多数记者只能是梦想的大牌新闻。2月7日，关于哈道克斯的丑闻登在头版头条上，配上了接受科恩黑钱的照片。就在一天以前，戈尔所调查的另一个案子也上了头版。戈尔报道说，市政委员会成员杰克·克拉瑞底因帮助重新规划一个校园所在的土地而得到了2万美元的股标。克拉瑞底最后被指控受贿罪。在整个春季，戈尔不停地报道与分区规划有关的案子，发了大量的稿子。
哈道克斯是个黑人，他与他的支持者觉得自已被蒙骗了。他指控《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与街区律师之间的密切合作，他与这个律师曾有过节，提出上述判决是有问题的。为“一个更安全的纳什维尔而用心的市民联盟”主席莫克说，这是赛森勒与戈尔所导演的政治游戏。他抨击他们进行“个性谋杀”，“攻击整个黑人社区的政治生态”。这一抨击并不真实，但也不是偏执的无中生有。哈道克斯正在与现职人员艾瓦·威廉竞争州议员，威廉一向与《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交好，并且是赛森勒的密友。“哈道克斯是另一伙的，”报道此案的法庭记者宙斯特说，“威廉是公认的纳什维尔黑人社区的领袖，哈道克斯该站起来让路了。”
另一个奇怪的对该事件的传说则更不可信。当戈尔日益迫近哈道克斯时，赛森勒用了11个小时的努力使哈道克斯相信他处于危险当中。1月13日星期天，在科恩带上窃听器六天之前，赛森勒正在与另一位黑人市政委员会成员道格拉斯一道看棒球赛时，他接到一位密友的电话说哈道克斯正在想法从科思及其伙伴那里弄黑钱。这位朋友后来说他请赛森勒阻止哈道克斯的这一企图，但赛森勒回答说他有义务让戈尔于完这件事。但赛森勒漫不经心地把电话交给道格拉斯，他在电话里听到了同样的请求，并答应跟哈道克斯说这件事。道格拉斯后来作证说，当他们谈起这件事时，哈道克斯否认他曾经有索取黑钱的想法。
当审理哈道克斯案时，看来是一个大胜利的行动，最终却证明是戈尔和《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的大失败。录音带几乎听不清，它被盖在微型耳机上的戈尔的衣服所发出的摩擦声给掩住了。陪审团拒绝了向法官提供录音稿的提议。哈道克斯申辩说他接了钱后，将它交给了当局。辩护律师威尔逊打起了种族这张牌，抨击针对哈道克斯的指控是“在《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办公室里产生的一个预谋……其意在毁掉哈道克斯的前途”。他说：“感谢上帝，黑人们高抬自己的头，并当选进入社区公务办公室的那一天已经到来了。感谢上帝‘黑鬼’这个词已从我们的语言中去掉了。”威尔逊在说这些话时，眼睛直盯着三个黑人法官。
这次审判以无效审判告终。陪审团僵持不下，八个人中有三个主张有罪，一个没有表态，三个黑人法官主张无罪释放。哈道克斯赢得一个月后进行复审。戈尔一直在作证，在听到这个结果后，双手捧头，瘫坐在法庭外面的椅子上。
与老戈尔的失败相似，这个事件更清楚地表明，正确不一定意味着胜利。他人也会看到戈尔为白人自由主义的罪恶感到痛苦的迹象。来自黑人社区的谴责刺痛了一个年轻人的心，戈尔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相信自己的家族一直支持公民权利，守护种族平等的原则。
“事情过去后戈尔很紧张”，曾当过市政委委员会记者后来任主编的威特说，“我想戈尔对他碰上了一位黑人而苦恼，他为此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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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哈道克斯案让他失望，但前三年的工作给了戈尔以感情和智夺上的信心。他仍是老戈尔的儿子，但已将他的活动范围扩展到政治之外，已通过做一名记者而闻名，在神学院研究过生活中的关键问题。公众工作对他来说不是个人的选择，也不仅仅是完成对家族的义务。1974年8月28日，他离开《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进入范德比尔特法学院学习，几年来老戈尔夫妇一直在催促他作出这个选择。他后来说，哈道克斯案迫使他学习更多关于法律知识。他也说希望将法律背景与记者职业结合起来，就像他妹妹的朋友格林汉姆一样，戈尔称格林汉姆为“典范”。
但朋友和老师们都不相信戈尔会以法律为职业，他周围的人都很清楚，学校将是他从政前的最后一站。“我感觉到他对在政治上更活跃一些的渴望是非常深思熟虑的。”教戈尔法律文书写作的哈尔教授说。戈尔在他的课上撰写了一篇假设的为田纳西州起草的快速审判法律。
戈尔的成绩又一次是中等，不好不坏，多数是B和C。他参加了一个3人学习小组，每天早晚7点半碰头学习。后来当选为州法官的考伯说：“戈尔在谈起自己的学术立场时有点不好意思，但在课堂上轮到他站起来讲述案例时，他与其他同学做得一样好。”
尽管他的意图已经暴露无遗，但戈尔还是尽量回避关于他的政治计划的讨论。1975年秋，当众议员理查德·富尔顿当选为市长、从而空出了纳什维尔的国会议员位置时，人们开始议论戈尔可能会参加竞选。但戈尔掉头走开，不想听到这些话。冀巴特说：“戈尔总是说他将完成法学课程，但没人信他。”
甚至在他离开报社去法学院之前，汤普森、萨特兰和其他记者朋友们都认为戈尔的前途是明摆着的，一天夜里，他们喝酒至深夜，讨论出了至世纪之交的选择计划。“我们认为，他将成为总统”，萨特兰说，“他将提前入选国会，提前入选参议院”(当选副总统显然不在朋友们的计划之内)。
戈尔还没有完全从报业退出。1975年他回到《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作一个编辑作家。赛森勒作了一个安排，以便戈尔可以在上午完成在法学院的大部分课程。它就像是另一门研究生课程，使戈尔关注起国家政策，用他的同事和朋友的话说，给了他一个了解报业如何选择和支持总统候选人的感觉。戈尔也就未来发展问题与赛森勒作了一系列长谈，赛森勒鼓励戈尔向政治进军。他认为戈尔可以成为一个第一流的记者，但他同样关注本州民主党所拥有的潜力，他认为民主党需要一些新鲜血液，年轻的民主党新鲜血液。还有说法认为，其他人对戈尔的影响更大，戈尔的姐姐南希对他说，时机到了。他的堂兄马克·戈尔说：“南希对他的影响比别人都大。”
不管怎么说，戈尔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鼓励，而是正确的时机。1976年2月27日，星期五早晨，戈尔接到了赛森勒打电话传递的消息，本周末第四区代表埃文斯将退休，卡西奇区的国会位置将出现空缺。这条消息将刊载于星期一的《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赛森勒无须多说，“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他告诉戈尔。
这个电话是有关戈尔的一个珍贵的轶事，多年来一丝未变地被反复传述。戈尔家人说，他改变一生的决定，并不是出于精心的设计和算计，而是机遇和激情。在回忆这件事时，戈尔说他对赛森勒传递来的消息感到极度惊讶。“我挂上电话，对蒂珀说，‘我想我将参加国会议员的竞选’，她回答说，‘真的？开玩笑吧？’”然后，也许是努力应付作出最后决定的压力，走上父母长久以来期盼他走的道路，戈尔俯身倒地，开始做俯卧撑。
事实可能比戈尔所说的要多一些计划性。2月23日，《纳什维尔旗帜报》登出了一篇报道，除了预测埃文斯将退休外，几乎报道了所有的有关情况：作为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第五号民主党资深议员，埃文斯是玩弄权术的老手，他每年要为第四选区弄到上亿美元，用于修路、修水坝和其他开支。随着水门时代年轻一代众议员的倔起，南方的老议员们的地位受到冲击，埃文斯就感到自己好日无多。在经受住了一次针对他的阴谋活动并在几年前犯过心脏病的情况下，埃文斯心意已决，在被赶下台前，自觉离开。
在接下来狂热的三天里，戈尔给他的朋友们打了几十个电话，假装寻求他们对他竞选议员的意见。但几乎没有人对他的打算表示异议。《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的政治撰稿人多特里(他妻子是戈尔的法律教授，现为联邦法官)在报社遇到戈尔，问他是否有意竞争埃文斯空出的位置，“你什么时候能做出决定？”
“我已决定了。”戈尔回答说。
戈尔匆忙完成了最后一篇稿件，将它放在稿件箱里。不过，这篇稿子没被采用，多特里还记得稿件的题目是《田纳西人的教育是丢人的》。
戈尔真希望这样一个决定不在这个时刻做出，因为要竞选议员；他就不得不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离开学院。并不是他特别喜欢学位，他曾对朋友说，在学院待一年就足够了。但父母希望他能有法律学位，而且他未来的对手可能会拥有这一学位。即使在当选国会议员之后，他还问起能否在华盛顿完成他的学位。有些老师鼓励他在竞选议员的同时，继续在学院里攻读，但戈尔知道他需要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竞选中，像这样的机会在田纳西州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只会有一次。这是踏足政坛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戈尔表示：“如果我决定要干这个事，就一定要干得漂亮。”
还有一件很敏感的事要办，告诉他的父母。当时老戈尔两口子在加州大学，老戈尔在为学生做讲演。戈尔在后半夜给父母打了电话，接到电话老两口还以为戈尔一家出事了。戈尔在电话里告诉他们埃文斯退休的事和他的决定。老戈尔说：“好啊，儿子，我投票选你。”
但戈尔接着说出了让老两口伤心的话，他不希望老戈尔夫妇在竞选中公开露面。波林·戈尔还记得她那时的感受。她说：“孩子对他爸讲这番话的意思是，他要成为他自己，他必须成为他自己，他不是他爸的候选人。”作为一个政治事件，这个事是洗不干净的。选票上的名字会清楚地告诉别人，戈尔是老戈尔的儿子。反对老戈尔的人不会投票支持戈尔，而钦佩老戈尔的人很可能会投票支持戈尔，不论老戈尔是否公开露面拉票。虽然老戈尔为儿子的话所伤害，但他后来说他理解，“我意识到他是正确的，我看到过，我也记得，参议员和众议员们的儿女们参加竞选，他们出山帮忙，儿女们成功”。
艾伯特和波林立即飞回田纳西州在幕后助选。戈尔在那个周末召集家人和密友开会，首次研究竟选战略问题。星期天，埃文斯宣布退休的当天，戈尔的一小群支持者们奔走于第四选区，给关键的民主党议员送去信函，宣布戈尔将于翌日正式公开参加议员竞选。在最后时刻，戈尔还是羞羞答答的，甚至是对自己的报纸也这样。当《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记者采访他、问起他的参选计划时，戈尔回答说：“无可奉告。”
戈尔不愿他父母公开露面，但老戈尔夫妇在幕后忙得不亦乐乎，特别是不屈不挠的波林。当戈尔完成了声明的最后一个字，朋友们将它送给在厨房里忙着做汤的波林。一名当地支持者说，好几次波林看了几眼，将戈尔准备的声明稿撕掉，让他重来，最后，波林圈定了戈尔的声明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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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星期一早晨，一小群人聚集在卡西奇的史密斯县政府大楼的台阶前，迎着寒风。戈尔对人群说声道歉，转身进屋，走到洗手间吐了。他为这一刻做好了准备，但空空的胃肠提醒他这一刻意味着什么。他还有四周就到28岁，过去那些飘荡的日子就要结束了，他即将踏上主导家族事业航线的旅程。
蒂珀和两岁半的女儿卡伦娜站在他身边，他的兄弟弗兰克·萨特兰为《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写了报道，戈尔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声称他发誓为低利率、低电价和降低“高得疯狂”的失业率而战斗。接着，他单刀直人，说出了核心问题。戈尔说他不希望人们因为他的姓氏而投票选他。“我想提出这个话题，我相信第四选区的人们完全能理解我的意思，”戈尔宣称。
私下里，戈尔对人们拒绝按他说的做感到苦恼。“我不希望人家投票选我，是因为我是艾伯特·戈尔的儿子，”他对家族的老朋友、房地产商华特·金·罗宾逊说。罗宾逊耸耸肩，说道：“也许这是他们选你的惟一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