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艾尔·戈尔成为列兵E一1戈尔时，他把对当兵的忧虑暂时搁在一边，把当陆军作为如同人生旅途的重要一步——从自身的精神面貌到每一步行动计划都作了谨慎而又细致的安排。他选择了两年服役期，而不是三年，这使他与应征入伍没有什么区别。这么做除了能使他更快地进人和退出现役外，从书面上来看也更好......
当艾尔·戈尔成为列兵E一1戈尔时，他把对当兵的忧虑暂时搁在一边，把当陆军作为如同人生旅途的重要一步——从自身的精神面貌到每一步行动计划都作了谨慎而又细致的安排。他选择了两年服役期，而不是三年，这使他与应征入伍没有什么区别。这么做除了能使他更快地进人和退出现役外，从书面上来看也更好：当三年志愿兵有选择军中工作的机会，但服役两年与应征入伍一样由相同的人力资源部门安排工作。戈尔合理地把自己置于随时接受战场任务的状态中。“你无法选择你的工作，”1987年，他当总统候选人时说，“年轻的中校在测试结束时，一边对我进行测试一边说：‘我们认为你能成为一个好记者。’我说：‘是，长官。’”
事实上，戈尔已得到了军队中的专业工作，见识战争的机会微乎其微。即使在战争高峰期，88％的士兵被分配从事非战斗工作。因为在越战期间有一半以上的入伍者虽然适合当步兵，但出于能力或技术原因的考虑，他们被经常从人事部门调出做一些远离战场的专业工作。陆军的行话是宁愿当志愿兵以免上战场，也不等着应征入伍。“你现在做决定，参军或者我们为你做决定。”当时的一则广告如是说。
虽然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建议也许玩了“一些政治花招”，以确保让戈尔当一名军中记者，但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戈尔父亲和其他政府官员或高层指挥官干预过此事。那天，当戈尔来到纽瓦克军队审查与接收站时，正好在那里的军士长德塞。斯托克斯不记得是否有什么高层人专门为戈尔说过话。一位带着戈尔背景材料(知商134和哈佛学历)的人说，要得到他想要的那份军中工作没必要是一个与高层有来往的参议员的儿子。“你正好得到了分配给你的工作。”为确保他想要的“信息专业”工作，戈尔把他夏天在《纽约时报》当抄写员的工作稍稍提升为地位更重要的工作。根据他在陆军的个人档案，戈尔把他在《时代》杂志的工作描述成“报纸受训员”，明确表示当他还没有当记者时他已做过记者工作。把他的业余爱好说成是“写诗”以使自己更为有利。
列兵戈尔虽注定是不打仗的，但他还是得接受基本训练。在新泽西州距南方55英里的迪克斯堡是他军中生活的第一站。他在第二训练旅二营三连度过了紧张的8周。每天早晨5点吹起床号，一天12个小时都埋头于从伪装到肉搏战的枯燥战法中，戈尔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战士，却是成了一个好射手。也许是与汤普森在夏夜里捕猎浣熊留下的好处，戈尔最终赢得了M一16步枪“射击能手”的嘉奖。10月初，他被派到位于亚拉巴马州东南里克堡的公共事务办公室。报到前，他休了两周假。因此，他去了哈佛。那时，蒂珀刚开始在波士顿大学上四年级。
短暂的探家是件令人沮丧的事。迪克·诺伊施塔特被他得意门生的变化闹懵了。这个坐在行政管理154班的结实小伙子理着平头，在迪克斯堡训练了两个月后“瘦得像铁轨”。用哈佛的标准来衡量，他还有点问题没有解决。这年秋天到处是盛大的和平集会。10月15日，休市日，上百万的美国人离开工作岗位或课堂举行反战示威。一月后，500多万人游行来到华盛顿举行第二次反战示威和大型“反死亡进军”。这位数月前还以反映其父的反战主张为荣的大学生穿着军装走过昔日校园时，被当成贱民一般受到那些不知情学生的咒骂。他要拯救自己的父亲，而不是削弱他。他被那些傲慢自以为是、大声辱骂他的人激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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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克堡位于亚拉巴马州维尔格拉斯县东南，1969年当戈尔来到这里时，这里完全是战时体制。陆军航空学校住地每两周就培训出几个班的直升机机组人员。当巨大的直升机螺旋桨占满天空时，来自监察维护综合办公室的律师们要与准备启程的新飞行员和枪炮手进行一次背靠背的谈话，帮助他们拟写遗嘱和决定后事。返航归来者，有的带着恐怖的眼神暴躁不安，讲述着他们所见所做的可怕事情。
戈尔在人事办公室的工作是个远离飞行队的安逸而毫无生机的地方，准备有关颁奖仪式的新闻发布工作，出版基地报纸《陆军飞行者》。他办公室的人和他一样对战争都深表怀疑，对他们的工作没有奢望——在苦恼的陆军面前摆出一副良好的公共关系面孔。“我们都意识到我们正在做一种拙劣的模仿，”人事办公室的摄影师鲍勃·德拉巴说，他是戈尔入伍后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当真实的战争情形偶尔出现在人事办公室的报箱里时，就只能加剧他们的愤世嫉俗。1969年晚些时候，德拉巴和戈尔被派去报道一个授奖仪式，获奖者包括美国陆军直升机飞行员休·汤普森。他因在广义省美莱村营救出南越平民而被授予杰出飞行员十字勋章。官方的说法是：1968年3月16日，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汤普森飞了过来，把村民们营救了出去。仪式结束后，德拉巴和戈尔设法寻找这个战斗英雄以便对他进行采访时，但他们发现他已出人意外地离开了。几个月后，他们从其他地方了解到村民实际上是从威廉·卡利中校和他的部队那里逃出来的。这位中校至少杀害了500名村民。汤普森把他的直升机停在村民和掳掠的步兵之间，命令他的机组如果士兵再伤害一个人就开火。如果不是因为他，在美国军事历史最黑暗的一刻还会有更多的生命失去。
汤普森真正的作用被曝光后，德拉巴做了一个20英寸乘30英寸的汤普森在里克堡的像并把它挂在办公室的墙上。30年后，陆军才在军事法庭上正式作证反对卡利的汤普森在美莱村所做的事。这对在里克堡的人事办公室人员来说，汤普森是一位已走向极其可怕错误的美国使命的英雄。
在里克堡的生活也是戈尔单身生活的最后体验。毕业前在哈佛的查尔斯河畔，他向蒂珀提出第二年春天将娶她。他与办公室和军营中的几个同伴在巴拿巴城附近的佛罗里达狭长区租了一栋周末海滩房，一边吃着牛排、抽着烟、喝著名为“使你非常高兴”的酒，一边听着八声道立体音响上播放的莱德·齐柏林的歌，交流着各种故事。戈尔谈得最多的是卡西奇和他的家庭农场，很少提到哈佛或华盛顿。他还组织体育活动，“艾尔向我们介绍沙滩足球，”他的一名室友及在监察维护综合办公室工作的律师理查德·阿巴罗斯说，“我们已获悉肯尼迪家族正在这么玩。”
妇女们也参加，但据大家说，戈尔一直严格地让别人为他代理，甚至由办公室的另一名采编员约了一位新奥尔良的飞行护理员，安排戈尔、德拉巴和他及其女朋友，以及她的两位室友一起连续度了几个周末。但戈尔仍我行我素任其自然。1970年1月的一个周末，在德拉巴赴南越临行前的最后一次放纵中，他和戈尔整夜都为飘忽不定的未来喝酒。凌晨2点钟，他们仍意犹未尽，戈尔站起来沿着公寓的路边跪在地上，双手搜寻“完美的四叶苜蓿”以献给德拉巴，祝他好运。他在那里花了两个小时，但什么也没找到，倒是引起了路易斯安那州警察的注意。警察最后让他到别的地方去找。
作为一种习惯，戈尔对他的屋子，小到他卡其布裤上的直缝都极其仔细。1970年5月，里克堡军官任命他当了了个月的营区执勤哨兵，其奖励是一张50美元的储蓄券，一封有关他军中表现与领导能力的推荐信和基地司令德尔克，奥登的热烈握手。
有时听人家谈起来，他像个60岁隐居者。他告诉一位沙滩屋里的朋友马尼·亨德里克，他要回田纳西，住在村落里，种着自己的菜。但没人真的相信。戈尔出奇的严肃和华盛顿血统使他总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军营娱乐室里挂着各届司令的照片，从尼克松总统到奥登将军，有人还在屋里为列兵艾尔·戈尔也挂了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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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在其他方面与里克堡的朋友们有距离，尽管那时只有一些人知道。他已志愿去越南，为什么戈尔要更深地介入一场他声称厌恶的战争？家庭的事业已得到关照，穿上军装应该足以为其严阵以待的父亲扑灭战火。当初他决定入伍的动机既有个人的抱负也有家庭的责任。
那时他周围的人觉得他志愿去越南也是敞开自己政治抱负大门的一个途径。戈尔一定知道在战区做一份工作会给他的政治生涯带来一份有价值的凭证。“我估摸着这对政治有用，这在简历上看上去好，”人事办公室的一位已去过越南的同事格斯·斯坦尼斯克说，“他很聪明，他通常能把事琢磨透，他算计的能力很强。在我的印象里，他作出决定是因为在他看来要在(南越)公共事务方面出点什么事的可能性不大。”
威斯特摩兰再次在幕后导演了此事。当这位陆军总参谋长结束对里克堡的访问与奥登将军握手时，发觉了正在对“陆军飞行者号”作报道的戈尔。据那时正在为报道摄影的德拉巴说，威斯特摩兰就像认出了一位老朋友。“他说，‘噢，艾尔，’”德拉巴回忆道。威斯特摩兰与这位年轻的列兵一道走过停机的边沿谈了至少有十分钟，而让奥登和他的参谋在那里空等。
德拉巴说戈尔从来没有谈起过他与威斯特摩兰的谈话内容，但他总有一个强烈的印象，这名将军影响了他去越南的决定。多年里，戈尔给别人也留下了同样的印象。纳什维尔的一位名叫迈克尔·泽巴特的朋友说，戈尔告诉他威斯特摩兰“认为到前线去对他来说是重要的”，因此，他“如果不到越南去服役的话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但当他决定去越南后，他的命令等了几个月才下来。他认为，尽管从未能够证实，大选年的政治把命令搁置在军事官僚机构中。因为年轻的艾尔·戈尔的遭遇冲淡了白宫在田纳西州散布的艾伯特·戈尔是个可笑的不爱国的名士等之类说法。他直到1970年圣诞节过后，也就是他父亲竞选失利后近两个月才启程。戈尔在1986年的一次采访中断言他的命令在那年更早些时候被“神奇地延误了”。他说，这是他在南越的服役出乎寻常地短暂的原因，一共不到五个月。“这激怒了我，”当戈尔在1988年强调他的怀疑时说；“我要去……我所知道的是直到11月选举后的第一个启程日我才获准去；”
前尼克松政府的官员，包括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陆军部长斯坦利·里索和白宫国会联络员威廉·蒂蒙斯都说这一指控没有根据。“这是不真实的，”莱尔德说。而戈尔家的一位密友，就是那位1969年与威斯特摩兰讨论过戈尔的军事选择的人士说，戈尔入伍后几个月，他从威斯特摩兰办公室里的一位秘书那里获悉戈尔的个人档案已被白宫调走并留在那里，被不知名的人看管达几周之久。威斯特摩兰说他“模糊地”记得有这种情况，但这并不令他吃惊，“我肯定白宫会插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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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戈尔出征前七个月，他和玛丽。伊丽莎白·艾奇逊说他们在圣奥尔本斯隔壁的国家大教堂圣坛上，在查尔斯·马丁牧师面前发了婚誓。在那前一夜，没有疯狂的单身聚会，只是在国会的彩排晚宴后，在乔治敦一个接一个的平淡无奇的酒店里逛饮。结婚仪式安排在1970年5月19日一个闷热的傍晚。这是华盛顿式的“皇室”场面。假如要说有一些灰尘的话，那是大教堂正在修建，狭窄的过道两侧有巨大的塑料布帘遮掩着脚手架，不得不由引导员来护送前来的客人们。当戈尔从夏威夷度完蜜月回到里克堡时，又遭到了无情的戏弄，因为他穿破了婚礼上所穿的蓝制服。这对一名陆军列兵来说是不够标准的问题。新郎家的婚宴是他华盛顿、哈佛和卡西奇三地的朋友聚会，戈尔身穿燕后服，劳德头戴礼帽是男傧相，堂兄吉米和马克·戈尔是护卫，还有汤米·李·琼斯、鲍勃·萨姆比、马克·凯普顿和史蒂夫。阿米斯特德。一位来自德思斯特楼的朋友沃伦·斯蒂尔弹乐器，包括甲壳虫的一曲《你所需要的是爱》。
蒂珀·戈尔觉得她已有了做一个士兵的妻子的准备，但从华盛顿小说情节般的婚礼场面到亚拉巴马州德莱维尔活动房住地，反差之大仍出乎她的想像。当她打开住宅的冰箱门，看到里面的东西都被涂得黑黑乎乎的时，她哭了起来，直到看到一些淡水鱼出现才停止。霍斯利的10号拖车式活动房最终还成了她的家。这离基地两英里远。蒂珀尽可能地装饰她那简朴的家，发工资的日子一到，戈尔的哥儿们就聚在一起打扑克，吃一顿不同寻常的饭，或是蒂珀的俄式炒牛肉丝，或是阿巴罗斯的一道得克萨斯一墨西哥大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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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说艾尔·戈尔对他父亲参与1970年春的中期选举有什么担心的话，他也决没有向里克堡的朋友们表露过。“他绝对自信，”阿巴罗斯说，“我得到的印象是他认为他父亲会赢。”戈尔虽然是左翼，但他保持他的信仰。在婚礼前两星期，得克萨斯的民主党人拉尔夫，亚伯勒，他也是一位自由派反战参议员，在初选中输给了劳埃德·本特森这位富有的中间派人士。在11月的大选中，本特森又继续击败了共和党的乔治·布什。他的竞选口号攻击亚伯勒的反战立场及其在种族一体化问题上的自由派观点以及1968年民主党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对学生示威明显同情。本特森攻击的这些也都是艾伯特·戈尔的政策主张，这同样削弱了他的竞选地位。艾伯特·戈尔的初选对手霍德利。克罗克特，是比福德·埃林顿州长的新闻秘书，其政策主张看起来大都与本特森雷同。
对艾伯特·戈尔和他的新政自由主义更为不祥的是那张大相片。从民主党内来说，因种族与经济不满而加剧的白人退党已削弱了民主党多年来在南方的主导地位。1966年霍华德·贝克成为自重建以来第一位来自田纳西的共和党参议员。两年后，约翰·华莱士获得了该州34％总统选票。
虽然他的儿子也许不会理解这种危害的程度，但艾伯特·戈尔确实领教了。他在电视驱动政治的时代做了少有的让步，他雇了民主党的摄影师查尔斯·古根海姆制作了一系列的竞选广告以使他与田纳西州的选民重新联系起来。画面有一种模仿电影实录的感觉：在史密斯县政府大楼与一些怪僻的老头下棋(“如果你只落我两局，我就中止你的医疗补助。”他用他那特有的犀利的幽默对其中的一位说)；与戴着防护帽的建筑工人——象征蓝领敌视反战运动——聊天；访问一位年轻的商人。其中最难忘的两幅广告是父与子的画面。一张是古根海姆从家庭农场客厅里进行的一场长而未经排演过的谈话中抓拍的，最后，用的画面是，艾伯特伸出手来，抓住身着军装的艾尔·戈尔，说：“儿子，永远爱国。”
古根海姆说，那张著名的“马背”上的画“完全出自同一时刻”的一个星期日。当时是6月的一个周末，他在戈尔家的农场拍摄，在马厩里挑选了一些马。古根海姆觉得为艾伯特拍一些他骑马驰骋乡村照片也许对民意测验来说是一种惯例，展示选民把他看成是一位具有华盛顿贵族气派的人。当两代人骑马进入镜头时，老戈尔骑着一匹白马，他儿子骑着一匹母马，只有马低沉的哼哼声和高贵的解说声：“一个人为其生活确定的步伐与方向可以告诉你许多他的内心精神。”有一小会儿，小戈尔的脸部占了全屏。“他那些最亲密的人敬重他的正直、他的判断和他认清道后走正确之路的决心……田纳西人已经知道评估他的标准是通过他一直为他们所做的斗争……如为了田纳西流域管理机构、税改、医疗保健制度、州际公路。”广告最后是两位骑马人随着解说人说：“艾伯特·戈尔，参议员”走向远方。
艾尔·戈尔很高兴在政治表演交易中所起的一点作用，他津津乐道地把制作广告的细节告诉他的陆军哥儿们。“他告诉说他骑马奔向落日，然后又转向左。”阿巴罗斯说，“他从告诉我们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快乐。”但马背上的镜头却事与愿违，它错误地使人感觉到那一刻艾伯特像一位傲慢的权贵，而他所需要的是看上去像人民中的一员。身穿黑衣，骑着白马，他看上去像某些南北战争前的小说中的人物。古根海姆说他记不得谁提议让他的儿子像个王子似的骑在马上。但他的出现使人产生似己不合时宜的王朝之感。艾伯特·戈尔赢得了初选，但只以令人为之惊恐的51％的微弱多数战胜克罗克特。
尼克松的白宫政府为共和党提名的比尔·布罗克暗中投了资金，使了劲。39岁的布罗克继承了其父查塔努加糖果生产商的遗产。尼克松的两位前私人特工亨利·特里利斯和肯尼思。赖茨被招来为其效力。他们把戈尔描述成这样一位贵族：其和平主义思潮、反对最高法院里两位来自南方的提名人及与肯尼迪家族有着亲密关系已使其与田纳西没什么关系。当人们对玛丽·科佩奇尼一年前淹死在查帕奎迪克岛仍记忆犹新时，艾伯特·戈尔竞笨拙地还在为特迪·肯尼迪辩护说：“我们都喜欢漂亮脸蛋，但如果这就意味不道德的话，我还没有听说过，我也不相信。”艾伯特与肯尼迪家族的联系尤其因此而对自己造成了损害。肯尼迪为艾伯特·戈尔在麦克莱思、弗吉尼亚、家里、为父子俩在田纳西报上登照片、促使共和党人授予他“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第三个参议员”等事情上花了大笔的钱。尼克松的办公室主任霍尔德曼在备忘录中告诉助手亨利·登特说：老戈尔“鸡尾酒会式的自由主义为驳斥他那种亲民的形象提供了机会”，并敦促布罗克阵营研究华盛顿报纸上的社会版，把老戈尔参加的那些花样繁多的晚宴列出来，包括菜单。“越法国化越好，”霍尔德曼写道。
布罗克把一系列令人发指的社会丑恶现象归咎于艾伯特·戈尔。“我们大学校园里有大量的毒品贩子，”他在一次典型的挑衅性讲话中说，“我们的法庭遭到破坏，大楼被炸，学校受到威胁，我们的法官被吓、被打、被杀。色情污染了我们的邮箱，犯罪团伙混入合法的商业机构，强奸犯、抢劫犯、小偷使我们的街道和家庭都不安全。”
对一场险恶和嘲讽的竞选来说，有大量这样的东西，在共和党战胜民主党自由派的竞选活动方案中充斥着这些东西。布罗克对州里的黑人选民没有说什么，他的言辞对白人中产阶级的种族和文化不满只带有间接的呼吁味道。“比尔·布罗克相信我们所信仰的事。”制作的传单和电视广告都呼吁疏远华莱士的民主党。“相信是黑人的代名词，”戴维·哈伯斯坦姆写道，自50年代他当《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记者以来，他一直是戈尔家的朋友。在1971年的一次回顾往事中，他称布罗克的竞选是他在田纳西曾见到过的“最不讲规矩、最庸俗下流的”一次竞选，“它不是那种老式的、严厉的、激烈的种族主义方式，而是以一种冷酷而现代的方式”进行竞选。
布罗克的事业还得益于尼克松的特工提供的大量非法资金。他从“行动屋(Operation Townhome)”收到了20万美元的捐赠。“行动屋”是一项为1970年大选筹集的秘密基金。其操纵近3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共和党众议院和参议院竞选，资金来自有钱的保守派，如沃尔特·安嫩伯格、克莱门特·斯通、德威特。华莱士和理查德·梅隆·斯凯夫、皮茨伯格·泰库恩。20年后，他们又花了上百万美元资助右翼攻击比尔·克林顿。该基金帮助布罗克在整个夏季和秋季通过大肆歪曲和彻头彻尾的诽谤把艾伯特·戈尔整得不是对手。布罗克甚至指控艾伯特的反战声明要对助长北越给美国战俘洗脑负责。
这位南方最后的自由派斗士之一设法避免使冬天又是如此。老戈尔的朋友早就警告他需要多在州里待一待。近年来，每当他回到田纳西州。许多人看到的不是热情的亲民形象，而是穿着红夹克、戴着时髦的蒂罗里帽在农场里又一次主持名流聚集的种牛拍卖会的老者。但当他政治上的困境加剧时，他开始不断地往回跑，在参议院休会或周末期间，他都跑回田纳西。每个周五晚上9点准时离开他在国会山的卫理公会大楼公寓飞向纳什维尔。艾伯特·戈尔向众人作出保证，他像萝卜绿和猪下巴一样属于田纳西，那把小提琴在架上躺了几年后又重新出现在他手中。
竞选的最后阶段是寂寞、甚或孤独的事业。老戈尔从来没有建立一个全州性的有实体的组织，不断增多的反对他的事件已使他的一些朋友在州民主党内建立私下活动。得不到外部什么支持，老戈尔一家专心致力于最后的一搏。他们的堡垒在隐士饭店有点邋遢的七层楼套间里，可以乌贼纳什维尔的州议会会堂。在那里每天都要待上16个小时以上，回电话、换衣服、抓紧时间睡几个小时。老戈尔承担主要的重任，夫人们——波林、南希，现在还有蒂珀也都上阵，收拾起妇女的咖啡用具，做了老戈尔这位竞选人的后盾。据南希描述，根据家里的长幼排序，当艾伯特无法做某件事时，波林填补空白，然后是南希承担起她母亲之职，新手蒂珀自称“守车”，弥补其他的短缺。
他们的儿子周末也在那里，有时穿着军装，与其父一起站在集会的人群前。他的出现给老戈尔至少是某种保护以避免对他的爱国主义提出质疑，但并不是戈尔阵营里的每一个人都认为魁梧的年轻大兵是一笔财富。一位参议院职员和竞选助手特德·布朗说，即使穿着军装“对他的高评价也有一些担忧”，因为他与哈佛和参加1968年总统竞选的尤金·麦克阿瑟之间的关系，他当时作为一名学生协调人在田纳西州做了一些工作。
州里的政治支持者已让老戈尔死定了。10月份，选情紧张起来。有两周，一些分析认为老戈尔与布罗克已势均力敌，甚或者戈尔略微领先。但这一死而复生更多地归因于共和党做得过头了而不是老戈尔的坚忍不拔。布罗克过分的攻击和他那些公开表态的白宫支持者产生了强烈的负面作用。他叫喊的那些问题开始失去锋芒。越南在几个月之前已不是热点，尼克松已提出了停火建议。10月的最后一周，美国的战场死亡人数是24人，为1965年以来的最低数。卡斯韦尔是遭老戈尔反对的尼克松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之一，这次在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竞选中失利，他对田纳西州的选民们说，如果他自己的州也不让他从政，那么老戈尔就有合理的理由反对他晋升最高法院的职位。当选民们重新审视时，老戈尔设法掩盖黑人与低收入白人的新政联盟己四分五裂的事实：“如果你删去一个华莱士的投票者名，你就找到了一个亲民主义者，”他对一名采访者说，“我们不赞成民权法宰，我告诉他们，但我代表他们的经济利益。”
然而，老戈尔最后仍未实现目标。布罗克在最后一周喷吐着误导的指控猛冲猛杀，声称艾伯特。戈尔反对在学校做祷告并且反对立法限制校车接送孩子。事实上，这种不同寻常的严厉的反对校车的做法是遭到了一些共和党人的反对，包括霍华德·贝克。而老戈尔只是反对强迫性的而非志愿的祷告。但由于共和党在竞选中大肆花钱，老戈尔在竞选中从来没有能够让选民对他反击布罗克的最初的攻击给予关注。
老戈尔面临着他完全不能解决的资金不足问题。新政民主党联盟容忍他在民权和外交政策问题上的主张是因为他帮助提高了因种族和阶级紧张而降低了的生活水平。华莱士的民主党人对新闻感兴趣而对他们所看到的诸如大学生捣毁校园、黑人暴动和集体福利、嬉皮士吸毒深恶痛绝。他们知道这不都是艾伯特·戈尔的责任，但对他们来说，似乎他太迁就那些想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的人。“我有个孩子在孟菲斯州立大学，他留着披肩发，有一天当我告诉他去剪掉时，他默不作声，”一位田纳西人对《国家》杂志的凯利·莱特这样说，“他不停地对我说艾伯特·戈尔者多么伟大，如果那是为了艾伯特·戈尔，那么我就不赞成艾伯特·戈尔。”
一个人在从政32年期间能失去很多老朋友，也会招致新的敌人，但老戈尔两方面都做得太过了。在参议院待了近18年，他的冷漠孤傲、经常道貌岸然的样子最终变得陈腐。“艾伯特似乎看不起人，”菲尔·沙利文这么说。沙利文是《纳什维尔田纳西人报》的前记者与社论撰写人，对1952年老戈尔第一次竞选参议员之事作过报道。“他想为小人物战斗，但他不愿让他出现在他们眼前，”比尔·艾伦，这位老戈尔的长期管理助手说，不可思议的不是他为什么输了，“而是他怎么能生存得那么久”。
老戈尔一家在卡西奇投了票，然后回到隐士饭店等待结果。田纳西独特的政治地理“大区”的划分传统上是东部县属共和党，中部属民主党，西部是争夺区，晚上就会有最初的结果。老戈尔告诉助手们他要在东部从布罗克那里夺过6万张选票，在中部大获全胜，在孟菲斯和西部其他地方与布罗克平分秋色就能赢。但布罗克在东部夺走了8万张选票，使在其他地方进行弥补的可能性荡然无存。
那天夜里9点40分，一家子从楼上下来，走进隐士饭店的球艺室，老戈尔已为此做了准备，他从埃德温·马卡姆的一首诗里引用了一句：“失败可以与成功一样有用，同样可以撼动灵魂，放出光辉。”从来不提布罗克的名字，他接着说，“我们没有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但已经是设计得最好的。还有很长、很艰苦的斗争，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成功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小的，但我们还是几乎赢得了胜利。我们不得不战斗，因为这些问题是如此重要，利害关系是如此重大，当看到事实就说出真相……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没有完结，真理将再现。”当他儿子在国家政治中步步高升时，老戈尔那天夜里的这些话在他的朋友和支持者看来就是一种预言。记者们喜欢从世代的角度来看问题，逝去的长辈把南方进步人士的思想主张的衣钵传给了他的儿子，而老戈尔一家当他们看到这一点时他们知道会有新的事情发生，他们鼓励这样做下去。而那些认识老戈尔的人最理解没有比事实能走得更远的了。他渴望看到儿子在政治上承担他的事业并超越他，他不是一个喜欢分享光环的人，尤其是在他政治生涯的最后时刻。
老戈尔夫妇道别后又瞒珊着上楼。失败一直是个可能的幽灵，但当现实决定了时，它开始动摇整个家庭的基础。马尼·亨德里克从里克堡驱车赶来，他以为这将是一个饮洒狂欢的选举之夜。他在戈尔发表竞选失利讲话中间赶到，立即明白了不会有庆祝活动。艾尔·戈尔请求离开他们，说他要和家人在一起。“我想他们晕了，”亨德里克说。老戈尔最初拒绝按惯例给布罗克打电话，他不能让自己向一个他与之进行了这样一场竞选的、靠诈骗人民的恐惧与不安行事的人表示祝贺。该死，他骂道，这位浸礼教传道士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
这一家子似乎在情感深渊的边缘保持着平静。戈尔不到60天就要启程赴南越，对一个能使他父亲那样的人离开政坛的政治体系有了痛苦的醒悟。波林和蒂珀为他的安全害怕并担心老戈尔如何承受得了这场失败。一些老戈尔的朋友，像俄克拉何马州的马克·莫罗尼，在他们失利后就一直身体不好。当老戈尔回到华盛顿完成他的任期时，老戈尔在参议院里是一个神情暗然郁闷不乐的形象。“艾伯特·戈尔，这个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对参议院热爱的人，坐在那里两眼直挺挺地注视着前方，面带愁容，若有所思。”一位华盛顿评论员这样写道，“对一些其他人来说，这最后的时刻使这名参议员容易离职，对他来说，什么都无济于事。”
波林也伤心，但随着失败的降临也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从喝咖啡、握手到与那些希望她家倒霉的人假装志同道合。回到农场后的那个早晨，一位老对手打电话来指责上一次她丈夫反对战争，她打断他，厉声喊道：“你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了32年了，今天早晨我不想再听它。”
同一天，戈尔与他绝望的父亲一起在卡内河上划船散心。数年后，他回忆说，那个时刻他第一次感到他们的角色颠倒了过来。对父亲充满敬意的儿子变成了家长，圆满地回答着来自被失败打垮了的父亲的难题。“如果你已为人民服务了32年，倾你全力，总是做你认为是正确的事，然而却被不客气地赶下了台，你会怎么做？”老戈尔问道。戈尔知道该怎么回答，无论是对父亲还是对他自己。“我将再干32年，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