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早年在圣奥尔本斯学校时，艾尔·戈尔尽管并不总是受同学们喜爱，但却赢得了老师们的赞扬。他上四年级时史密斯先生在评语中说：“艾尔是个细心、拘谨的学生。他从不匆忙完成作业，功课一直优良，是个有着良好幽默感且招人喜欢的男孩。”但他小学时的校长艾尔弗雷德·特鲁回忆说，即使他才9岁时，“他的......
早年在圣奥尔本斯学校时，艾尔·戈尔尽管并不总是受同学们喜爱，但却赢得了老师们的赞扬。他上四年级时史密斯先生在评语中说：“艾尔是个细心、拘谨的学生。他从不匆忙完成作业，功课一直优良，是个有着良好幽默感且招人喜欢的男孩。”但他小学时的校长艾尔弗雷德·特鲁回忆说，即使他才9岁时，“他的同学发现他有点呆板，因为他不喜欢恶作剧”。
对艾伯特和波林来说，圣奥尔本斯是一所理想的学校，它能为他们的儿子提供他们从未有过的良好开端，巩固他们给予他的基本信念——他天生就应去领导别人。圣奥尔本斯学校创建于19世纪后期，是一所专为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唱诗班男孩们建立的学校。它仿照英国的寄宿制，强调严格的道德指导、精神培养和社会义务。那个不能自控的校长卡农。查尔斯·马丁用灰色的石头砌成哥特式的围墙把整个校园围了起来，还养了一只名叫马克·安东尼的凶猛猎犬。他还喜欢从背后卡着学生的脖子与学生打招呼，并鼓吹“费力的正确高于轻易的出错”。午饭时，他在凯夫里兹餐厅里无所不谈，从怎样买一双新鞋到科技与体育成就等生动事例。1965年初的一天，他叫学生们注意《纽约人》上的一篇关于普林斯顿优秀篮球运动员比尔·布拉德利的文章。他还指教学生的家长，定期给校方写信发表有关某一些问题的看法，诸如：“爱——不仅仅是一种多愁善感和温柔的感觉，真正的爱带有铁一般的公正与正确，这是所有良好关系的基础。”
学校在华盛顿所起的更大文化作用是为城里的统治阶层培养后代。富兰克林·罗斯福、迪安·艾奇逊、罗伯特和特德·肯尼迪、菲尔·格雷厄姆、詹姆斯·赖斯顿和乔治·布什，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圣奥尔本斯上学。甚至学校的校歌赞美的不仅是孩子们应为基督的善行，而且也应为世俗间的权力与地位而准备奋斗终生：
未来的人们站起来，注视着飞逝的每个钟点，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
把上帝的力量带到四面八方，工作中、娱乐时，没有任何恐惧与仇恨，对
上帝，对国家表现出慷慨的精神与忠诚。
马丁喜欢告诫：“圣奥尔本斯不仅要让孩子们进人哈佛王国，而且要他们进入天堂的王国。”但戈尔的一位名叫戴维·巴特利特的同学说，此话真正的含义可没有听起来那么高尚。“每个人都清楚其意思是走出去，成为一个成功者，尽你所能更多地领导世界，而天堂王国只有让它自我关照了。”马修·西姆查克是戈尔的另一位校友，其父是著名的政治家、30年代的芝加哥市市长，他说学校有三种学生：“一种是自信与灵魂都毁于父母的名声，另一种是在努力效仿父母，还有一种是既不受第一种影响也不受第二种影响。”他说，艾尔·戈尔属于第二种。
戈尔在圣奥尔本斯没有留下什么突出的印迹。他有才华，但并不杰出。1965年毕业时，他的成绩单显示，他在51名学生中位居25名。十几岁时，他在橄榄球队里全力以赴当攻球手，高年级时当了队长，但他经常发现自己会被发动闪击战的防御对手打败。因为这些对手把他组织进攻的四分卫、他的朋友、也就是未来哈佛的同室巴特·戴盯得死死的。其他同学把更有威信的人视为首领。如丹·伍德拉夫，就是魁梧的橄榄球队后卫和田径赛明星，同时也是学生会主席。他和戈尔一同被学生推举为十名高年级年级长候选人，负责监督学生的行为和着装事务。但结果是伍德拉夫如愿以偿，戈尔落选。
同学们记得戈尔是个极其严肃和逼迫自己去竞争的人，他过度的抱负使他不愿放弃任何机会。他的美术作品在学校获奖，在行政管理班是自由派头头。每周四晚上，他要参加辩论会。在那里，来自权势之家的子弟们大谈他们父亲上班时所争辩过的重大冷战问题。戈尔还是一位令人生畏的高级休闲游泳池里的游泳运动员。他的橄榄球队的队员乔治·希罗说：“他令人可伯地能担当所有的事。”
但戈尔所取得的一切，认真的态度和一本正经的样子反倒使他成了圣奥尔本斯学校里一名孤独的高中生。那时，在圣奥尔本斯学校青少年反叛和对预科生的傲慢嘲弄之风盛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霍尔登·考尔菲尔德（原文如此——译者注）。”戈尔高年级时的同学杰夫·库思说，“玩世不恭的结果是我们都可悲地成了颓废派。不是艾尔古板而是他有些与众不同，这不被人欣赏。”形形色色的小集团出现了。颓废派从那些一无所知的人中分离出来，四肢发达的人与头脑发达的人分道扬镰。这种新的分化使戈尔自四年级开始建立的一些友谊遭到了破坏。虽然他与每个小团体都保持着联系，但同学们都不把他作为某一特定团体的人。“他没有劲敌，也没有密友。”他所在的行政管理班的同学约翰。西斯科说。
《阿尔巴尼亚人》年鉴(1965年版)的编辑并不完全友好地编撰了一篇赞扬戈尔多面性的文章。所选的图片形象是“没有弱点的人是可伯的”，图片边上还配了一幅与立在校园里的乔治·华盛顿像类似的戈尔的塑像画——戈尔站在基座上胳膊下面塞满了橄榄球、篮球和铁饼。“流行而受尊敬，他看来像是全美年轻人的缩影。”编辑如此写道，“艾尔登上顶峰可能不是什么遥远的事。当他登蜂造极时，所有的同学都会对自己说：‘我知道这家伙这辈子会有出息的。’”戈尔有时也能放下他那死板的严肃劲儿。他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写在年鉴照片的下方“艾尔·戈夫”。
在戈尔富有竞争性的热情里也有一种讨人喜欢的出格，对这一点最好的说明就是他下决心要成为最晚睡觉、早晨又能按时起来做早礼拜的人。和他的竞争对手一样，他也用卡式领带，但更出奇的是：戈尔把白礼服衬衣的后背剪开，像手术医生的手术服一样往身上一披，以省下扣扣子的关键性几秒。“他在队伍里把外套脱下来让我们看他光着的背，”希罗说，“这是一个不穿袜子就是过错的学校。”他还为他的下午小睡尽可能多挤一分钟，有时吃晚饭时，他脸上还带着寝室床单上的印子，这便是同学们所知的“戈尔病”。
在戈尔读书时期，在圣奥本尔斯，反社会行动是一种可笑的善举，并很快带来了混乱。挑战权威就意味着悄悄地溜到威斯康星大街的麦克莱思花园的门厅(这里是自称为“游牧民”的家伙抽烟的地方)。校园里那种俱乐部式的气氛也充满着来自家庭饭桌上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成分。戈尔的一名叫吉姆·格雷的同学是第二个到圣奥尔本斯学校就读的黑人学生。在他1965年插入了九年级的头一年里，来自纷乱的人群的压力使他遭受了不少痛苦，“有许多是嘲讽犹太人的笑话和黑人的废话，”—西斯科说，“你只能借酒吞下这痛苦，这是与社会混为一体的。”
唐娜·阿米斯特德记得戈尔在信中记述了他为做年级长、运动员和作为参议员的儿子所带来的压力，信中充满不愉快的情绪。“我想对他来说这些都是孤独的时刻，”她说。大多数圣奥尔本斯的学生都住在家里，但戈尔由于父亲的日程安排问题，尽管与费尔法克斯的住所只相距几个街区，仍有相当部分时间靠寄宿过日。每周六，他都要给阿米斯特德打电话，且经常用的是学校的投币式电话。因为每隔几分钟当电话要断时，阿米斯特德就能听到他往电话里投币的声音。在位于莱思·约翰逊的简陋宿舍里，戈尔和其他一帮孩子在一起，其中有一些是美国驻外外交官的儿子。低年级时，他睡在一个开放的被称为“笼子”的小厅里，上高年级时，他才住进屋子。低年级时，每晚10点熄灯；高年级时，他们每天约有三个小时的就寝时间折腾一些诸如弹吉他、喝啤酒、闲聊天之类的事。不过戈尔通常夜里12点之前就寝。
戈尔一般不属于在寝室捣乱之列，但有一次，戈尔和另一位同谋一起在米德·米勒唾着时把他前额上的头发剪了。米勒砸了戈尔的桌子，把唐娜给他的一沓信都偷了出来。于是，戈尔把这个贼拖到外面照着鼻子给了他一拳，报复了他。然而，当戈尔想成为某种人物时，事情并不总是顺利的。库恩记得戈尔告诉过他，毕业不久的一个晚上，当戈尔再次开着家车外出时，一大堆樱桃砸到了戈尔的车窗外，有一个甚至从驾驶室的门框上掉下来，砸在戈尔的膝盖。这时他及时反应把樱桃扔了出去。戈尔的这种狼狈样子很快就被他日常的小心和谨慎所取代。西姆查克说，他想像年轻的戈尔是在一个巨大的被父母控制着的橡皮圈里，“你能感觉到当他出格或做点傻事时，·用不了多长时间又恢复原状了”。
要求学生参加集体体育活动，这是马丁校长鼓吹的“强壮基督徒”思想的核心。戈尔是体育活动的主力但却在学校最差的一些队里打球。他是橄榄球队队长。据《阿尔巴尼亚人》年鉴说，这是个丢人的队，由一群有勇无谋的人组成，1964年的成绩是1比7失利。戈尔还是一个天才的篮球远投手，可高年级时，他所在的球队在26场比赛中输了23场。
戈尔觉得绘画是个更令人满意和自我陶醉的事。斯坦博教务长把戈尔的艺术课安排在地下室，每周四次，教室里有木模花，有装在笼子里的金丝雀，有各种鸣鸟，还有古典音乐。斯坦博是一位干瘦的、衣冠楚楚的老教师，他自1942年起就在学校任教，他能从最不可能的孩子身上激发出艺术潜能。他通常不鼓励抽象派艺术，但同意让戈尔在活页纸上画这类作品。“你会认为他的画将非常具有抽象派风格，”艾尔弗雷德·特鲁说，“但他的画在细节上非常精致。”现在是大学戏剧教授的希罗把戈尔的那些画比做“乔治·奥基夫的抽象现实主义，有着生动的色彩和纷乱的图形。我记得这些画都很有想像力”。这是戈尔高中时期惟一一门始终保持一流的功课，他对绘画的激情一直保留着。当他作为陆军的一名列兵在亚拉巴马驻守时，他称绘画是“我情感的伟大净化”。
音乐是他所喜欢的另一种休闲形式。他年轻时就爱好收集唱片，他把在田纳西家农场的一整间壁橱都装满了六七十年代的摇滚乐和勃路斯乐曲，还有整板整板墙的密纹唱片。1964年2月1I日，他和里德·亨德特等同学一起到华盛顿大剧场去听“甲壳虫乐队”访美的第一场音乐会。同年冬天，戈尔在霍华德剧院见到了他所喜爱的另一位歌手詹姆斯·布朗。位于第七街和T街之间的一所房子是60年代对华盛顿白人孩子来说疯狂刺激的“汽车城”和斯达克斯音乐人定期逗留的地方。他请一位在费尔法克斯作看门人的黑人小伙子杰罗姆·鲍威尔带他去看布朗的演出。的威尔在教堂唱诗班唱歌，把杰基·威尔逊当偶像，他比戈尔大四岁，是一位在费尔法克斯做临时工的护士和厨师的儿子。这时他俩已成朋友，周末经常沼到饭店后面的小巷扔橄榄球或聊音乐。
这位后来在夜总会成功地以演唱为业的鲍威尔记得艾伯特和波林默认了这次外出。虽然戈尔过去未曾在黑人音乐氛围里待过，但他陶醉在布朗那强劲的表演中，鲍威尔说：“他人迷了。”
音乐会是圣奥尔本斯的男孩们最关心的问题。这种社交方式就如同是在重新上映《幸福日子》影片。他们与来自华盛顿其他私立学校的女孩子们约会，他们周末的活动一般都是初次相识者的舞会或在某人的地下室里更加随意的聚会。他们“听约翰·马西斯的歌，但悠悠地跳舞，喝点啤酒，亲热一番”，戈尔的同学米德。米勒这样描述他们的活动。虽然唐娜·阿米斯特德仍是戈尔的女朋友，在学校期间他也追求其他的女孩，包括他父亲在田纳西州对手的女儿。
对圣奥尔本斯那些家伙来说，黛安娜·基福弗是值得追求的，她高挑的个头，红色的头发，美丽迷人。她平日里在马迪拉住校，但周末她家位于泉谷(Spring Valley)的住宅地下室就成了聚会的最好去处。她是个老练周到的女主人，这更增加了她的神秘感。1963年当她从英国旅行回来时，她把甲壳虫乐队介绍给朋友们。杰夫·库恩说“人人都被黛安娜迷住了”。这其中也包括艾尔·戈尔。库恩和其他人都认为这是自然的事，都是参议员的孩子，发展中的田纳西政治王朝。与戈尔一样，身处政治世家的基福弗对生活的反应是培养“一种自觉和不断取悦于人的愿望”。这是马特·西姆查克的观察。
大学二年级时，他们约会了几次，但关系很快就变成了友谊。尽管多年以后基福弗告诉库恩说，戈尔“极其自负”，但不清楚究竟谁退缩了。她最终选择了戈尔橄榄球队的队员巴特·戴。大学期间，她一直与他约会。戈尔与戴的友谊常常带有竞争的味道。戴是个金发碧眼、有着一副唱诗班孩子脸的橄榄球前卫。事实上，他确实是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唱诗班的孩子，戈尔与他既是朋友又是竞争者。无论戈尔对唐娜·阿米斯特德的感情如何严肃，他不想被别人撇在一边。据一位同学说，他们的友谊是保持住了，但有一段时间他们的关系紧张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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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对大学的选择早在高年级时已定下来。范德比尔特或田纳西大学在短期来看也许更能实现政治目标，但艾伯特和波林知道名牌大学的教育将给他儿子带来终身的证明与联系，特别是对一个有更高的政治目标的人来说。根据戈尔在圣奥尔本斯的成绩单，他只报了哈佛大学。负责学校大学安排的约翰·戴维斯说，不论他是否是参议员的儿子，戈尔的成绩记录使他在大学录取中具有竞争力。他的成绩尽管不算出众，但也算良好。平均分是“B”，学业能力倾向测验总分1355分，国家优秀奖学金半奖获得者，参加大量的课外活动。戴维斯接着说，圣奥尔本斯与名牌大学有着长期的关系，毕业生在哈佛的出色表现也使戈尔更为有利。
1965年6月5日，星期六，他的毕业典礼在官形顶的华盛顿国家大教堂里举行。在典礼上，前校长艾伯特·霍利·卢卡斯阁下告诫即将离校的高年级学生们，要定期做礼拜，把去女校玩的次数限制在每月一个周末，在结婚前保持童贞，记住没有一个绅士一次喝两种酒。卢卡斯的告诫是对那种生活方式的最后喝彩。数月来，迫在眉睫的风暴迹象已清晰可见，从街上到流行歌曲到政治景象。3月24日，在密歇根州的安阿伯举行了第一场越南问题宣讲会，复活节前的星期六，1.2万名反战示威者在华盛顿游行。到夏末，林登·约翰逊总统把每月的征兵数增加到3.5万人，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最流行歌曲排行榜上是巴里·麦奎尔的《破坏前夜》，而在那之前，占居排行榜之首的一直是属于“海滩男孩”、甲壳虫和埃尔维斯。
戈尔与圣奥尔本斯同学的关系多少年来是循着一条弧形的轨迹发展的。1977年当他竞选众议员时，旧时的嫉妒和不满仍在同学心里暗中燃烧。1984年戈尔竞选参议员时，里德·亨德特设法在乔治敦的一所房子里联合召集一个同学聚会和募捐会，发出去了大量的请帖，但“几乎没有一个圣奥尔本斯的同学出席”，他说。戈尔至少想帮两位同学好友在人到中年时找到一份工作。如他曾为米德·米勒想去亚拉巴马一塔斯卡卢萨大学法学院谋职的申请写过推荐信，尽管申请没能如愿。随着戈尔名望的增加，老同学对他那种不良的感觉也开始消融。1995年在他的国家天文台官邱的聚会晚宴上，参加的人非常多，库恩说，突然间，戈尔发现自己有了一大群新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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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奥尔本斯学校的最后几个小时毕业舞会上，戈尔得到了他此生最永久的结合。玛丽·伊丽莎白·艾奇逊在班里的聚会中已是个熟面孔，已与戈尔同学约会过好几次了。她16岁，来自圣阿格尼丝学校，这是一所位于亚历山德里亚的圣公会女子学校。她是那样令人难忘：她苗条漂亮，留着长长的金发，有着天使般美丽的脸庞，还有个迷人的小名蒂珀。这小名是她母亲从1938年的一首流行的西班牙歌曲中选出的。“蒂一珀一叮”是关于一个年轻女孩阻止男朋友的主动进攻以保持一段相互尊敬时期的歌曲，歌词大意是：
他说他为见到她而高兴，
他说他马上还要来接她，
但她说：“不，不，在我更好地了解你之前，我不去。”
蒂一珀一蒂一珀一叮
蒂一珀一叮
蒂一珀一蒂一珀一当
蒂一珀一哒
在学校的约会场合也许会有一些更性感、更大胆的女孩，但很少有人愿意和这种女孩相处(杰夫·库恩说：“蒂珀给人的感觉是你不会和她出去做些什么”)。她是个聪慧、风趣、喜欢摇滚乐女孩——“永远的滚石”，这是她用法语写给以前的男朋友戈登·比尔的信《跳下我的云》中的一句。她甚至还是女子车库乐队的鼓手。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开着一辆时髦的蓝色野马牌汽车。她生活的目标就是找个合适的人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她在圣奥尔本斯学校另一个花花公子《米德·米勒》年鉴中写道：“拥有你所需要的所有快乐，但会有一天我要嫁给你。”
但在家中，她则奋力使自己免于黑暗的困扰。她的母亲，玛格丽特·卡尔森二战中成了寡妇。1947年她与亚历山德里亚的管件与暖气供应商杰克·艾奇逊结婚。J＆H艾奇逊家族公司自上世纪末就开始经营。蒂珀刚14个月时，这场婚姻破裂。1949年，玛格丽特·卡尔森·艾奇逊提出离婚，指控丈夫殴打她。杰克·艾奇逊反复抱怨否认指控，他声称她“缺乏正常的母亲本性”，其证据是她早晨不能起床去喂养女儿或给她穿衣服。他说，她是“一个神经质的、反复无常的、疯疯癫癫的和脾气古怪的人，一个执迷不悟或狂热不已、对日常生活中的常识性的东西采取排斥态度的人”。
玛格丽特·卡尔森在遭受严重的抑郁症之后，精神有了毛病，为此，她两次住院治疗。当婚姻破裂时，她带着蒂珀回到了位于阿林登区奥罗拉山的娘家，那是一座都锋王朝式的房子。玛格丽特的母亲维德承担了大部分的做饭与照顾蒂珀的事。在50年代弗吉尼亚农村，离婚还是件十分丢人的事。蒂珀要忍受因没有父亲而被同学辱骂的痛苦，但家庭给她心理上造成的扭曲远不止这些。卡尔森默默地忍受了多年，向她惟一的孩子掩盖问题，甚至为此不让医生给她看其他的病。母亲的苦难经历最终激发了蒂珐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兴趣，她在纳什维尔的皮博迪学院获得了心理学硕土学位，她还努力为那些遭受情感混乱的人提高健康保险收益。这使她在与自身的抑郁症作斗争时也显得很脆弱。
蒂珀在毕业舞会上与戈尔第一次讲话时，她在与戈登·比尔约会。多年后，她描述当时的情景像“纯粹的动物磁场”。尽管当晚他们没有抛弃其他的伙伴，但戈尔第二天就给蒂珀打了电话，邀请她去参加另一个大学生聚会。“我永远忘不了，”她1996年时写道，“我们放了一盘唱片，跳啊，跳啊，就好像其他人都被融化掉了。就这样，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在一起。”
实际上，对其他人来说要被融化掉还需要更长一些时间。唐娜·阿米斯特德说直到戈尔上哈佛大学半年后他俩才都同意分手。当蒂珀在波士顿已成为戈尔的人之后，戈尔仍同一些田纳西州女孩保持密切关系，直到他上二年级。阿米斯特德说，·当1966年她在卡西奇附近的坎伯兰河上度蜜月时，看到戈尔连着两夜都在她隔壁的船舱里与一位当地的女孩在一起。
1965年夏天，尽管蒂珀已明确表示她是艾尔·戈尔的女朋友，但她继续去看望戈登·比尔。她甚至请求比尔也做一次她所喜欢的跟戈尔那样的约会——晚宴和在剧院里度过一个晚上。“蒂珀告诉我，艾尔这么做了，如果我不这么做就不好。”现在已是职业摄影师的比尔回忆说，“所以我就像个可笑的大傻瓜，我带着她去了那家位于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法国餐馆。在那里，我俩点了烤里脊牛排，然后去了剧院。”
其他并未因艾尔的新爱而有什么激动的是波林·戈尔，她要保护她的儿子避免他太当真，进展太快，至少对浪漫应怀有敬意。她强烈地向朋友暗示，她儿子比那河对岸来的天真而无文凭的女孩更有出息。“波林认为小艾伯特应该展开他的双翼到哈佛去翱翔，与所有练达的女人打交道，弄清他们都像什么。”弗雷德·格雷厄姆说。据他家另一位密友说，他母亲的反对使戈尔陷入了与她的“危机之中”。
但这一次艾尔。戈尔决定与父母的安排分道扬镳。蒂珀是他的最爱，是他参议员儿子那种谨小慎微的行为方式的一个突破。一个是因离婚而破裂的家庭的女儿，一个是被政治野心折磨得失去生机的家庭的儿子，两人都看到他们能够共创的未来。他是她所需要的岩石，她则是他走向更为广阔的、他感觉难以适应的感情世界的纽带。“和蒂珀在一起，你感到始终充满激情。”田纳西大学临床心理学家兰斯·劳伦斯这样说，她是在80年代就家庭政策问题与戈尔夫妇一起工作时认识的。“我绝对肯定地知道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一些本质性东西是什么。我认为对艾尔来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他所喜欢的人。”。他将去哈佛，而玛丽·伊丽莎白·艾奇逊也将来波士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