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戈尔攀登顶峰

《新戈尔攀登顶峰》引子纳什维尔1970年11月3日

作者:比尔·特克   来源:  
内容摘要:戈尔知道对他的期望是什么,因此,他总是设法不让人失望。他站在纳什维尔市中心隐土饭店用橡木镶嵌的球室里,心无杂念地听着父亲老戈尔发表的认输讲话。老戈尔是来自田纳西州的老参议员。对他来说,争取第四任的竞选形势是险恶的,充斥着共和党人的歪曲和诽谤,但这名参议员已闻过了几次混战,有一阵子......
戈尔知道对他的期望是什么,因此,他总是设法不让人失望。他站在纳什维尔市中心隐土饭店用橡木镶嵌的球室里,心无杂念地听着父亲老戈尔发表的认输讲话。老戈尔是来自田纳西州的老参议员。对他来说,争取第四任的竞选形势是险恶的,充斥着共和党人的歪曲和诽谤,但这名参议员已闻过了几次混战,有一阵子看起来他可能再次过关,但在最后几天里,形势已很明朗,这次竞选他完了。 
  当这个赖以成长的世界离去的时候,22岁的戈尔只是无能为力地注视着。他珍惜他与田纳西的纽带关系,但是华盛顿的儿子,他生来就了解华盛顿,他曾跳到理查德·尼克松的膝上玩耍,曾在参议院的游泳池里漂着他的玩具潜艇。比尔·克林顿,这名来自阿肯色州温泉“男儿国”能说会道的参议员,也许是约翰·肯尼迪在玫瑰园短暂而激励人的握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戈尔来说,那是1962年的一个夜晚,他在自家的使馆街饭店的客房里偷听到了肯尼迪总统要他父亲骂一个不听话的钢厂总经理。下了楼,他就能把华盛顿最豪华的餐馆赛马总会的厨房和1962年被《绅士》杂志骂过的低级夜总会“新边疆”给砸了,那地方如果没有预订座位只有警察能进去。他在哈佛上四年级时,写了一篇考察电视对总统选举影响的论文,他为此采访的人中包括小阿瑟·施莱辛格、詹姆斯·赖斯顿和比尔·莫耶斯。1968年12月,他为父亲起草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言的部分讲稿。政治是这个家族的事业,目睹老戈尔离开他珍爱的参议院就像看着他被活埋了似的。 
  戈尔已为避免出现这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做了一切努力。与父亲一样,他讨厌越南战争。但当1969年毕业后他的大部分哈佛朋友都钻了征兵法的空子沼号了时,戈尔真正的难题只是上哪儿服役和怎么服役。由于老戈尔坚定的反战姿态已削弱了其在1970年国会选举中的地位,戈尔为避免使父亲未来的竞选形势更加复杂化,遂于1969年夏入伍。一到部队,他就像个新人一样,自告奋勇地去了战场,以此表明虽然其父持鸽派立场,但这名参议员并没有对儿子施加压力。出征前,身为列兵的戈尔回家度周末,帮助父亲一起竞选。他坚定地站在集会的人群前,就像20年后他尽职地守护在克林顿身旁时的形象一样。他和父亲一起拍了张竞选广告,广告上:一人在马上,另一人穿着军装,他父亲伸出手来抓着他的手说:“儿子,要永远爱国。” 
  的确,竞选失利远比战争本身对他父亲打击要大。老戈尔爱闹独立性的自由主义日益危险地出格,又增加了日益增长的南方保守主义色彩。他那不受欢迎的立场和漫无边际的兴趣,如:节制民权、否决理查德·尼克松对两个来自南方的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日益增长的对外交事务的偏见——所有这一切使他常受到攻击。他似已意识到达点,所以,他宁愿参加佐治亚州的晚餐会而不愿去田纳西州的集会。 
  当时尼克松政府正寻求在南方培植支持共和党的多数。因此,他们把老戈尔作为攻击的对象,把他视做“激进自由主义派别”的领袖和“东部自由集团的南方区主席”,这是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对他的称谓。共和党候选人,来自查塔努加的众议员威廉·布罗克在竞选中对老戈尔进行了人身攻击(“在第一次见到老戈尔时,我就开始反对他,”他对一群人说)和无端的指控。但不管怎么样,老戈尔按计划沿州际40号公路走遍了支持他的地方。共和党于是玩弄种族和经济不满这一招,他们精心制作了横幅,上面写着“比尔·布罗克确信”(后来又扩展为“比尔·布罗克确信我们信仰的事业”),以争取曾在1968年州长竞选中把票投给了乔治·华莱土的34%的有不满情绪的白人。 
  选举的那天夜里,大多数名流和老戈尔的支持者们因已嗅到了最初的失败气息,都躲到其他地方去了。隐士饭店里是一个失败者的集会,那里聚集了老戈尔的家人、朋友和一些不值一提的志愿者们,集会是由一位名叫吉姆·萨瑟的纳什维尔年轻律师组织的,他是老戈尔的女儿南希的朋友。这一夜早早就仁慈地结束了——9点整,已公布的选票数如重破一般击碎了对竞选现实抱有的任何希望。布罗克已在共和党占优势的田纳西州东部地区以压倒多数领先。30分钟后,老戈尔一家下楼来与大家告别。 
  老戈尔认输,但并不悔悟。他对布罗克在竞选中的所作所为怒不可遏,无法平静下来。他说:“我们知道从一开始形势就对我们极其不利,但我们几乎扭转过来了。我们不得不战斗,因为问题是如此重要,利害关系是如此重大。当我看到这一点时我就说了实话。”接着,他引用了南北战争时南方联盟的一句口号,“我们为之战斗的事业没有完,真理终将再现。” 
  那天深夜,戈尔私下里流了泪,这是波林看到她儿子少有的几次流泪中的一次。他对国家发生的不幸变化感到绝望,肯尼迪政府完了,一国之主在孟菲斯(原文如此,应为达拉斯——译者注)遭暗杀,像他父亲这样的好人被打败,而击败他父亲的是他称之为来自他在哈佛研究过的现代传媒的肆无忌惮、尼克松及其代理人“潜意识的肮脏”。他告诉朋友们,他曾有过的以政治为业的任何兴趣都已荡然无存。戈尔要到其他地方寻求有意义事业并作出改变。 
  当然,他又回心转意了。家族事业的推动力和他自己的野心都强烈得使他最终无法抗拒。但院士饭店那一夜父亲“逊位”事件依然石刻般地留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段当急先锋的教训。下一步戈尔在政治上要做的将是更谨慎地战斗,更审慎地使用他的政治资本。这对老戈尔和波林都是好的。他们已教给他从政要忠诚,但也教给了他怎样取胜。虽然,最终的竞选是在他们身后,但他们仍再次注视着又一场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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