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清史的同行们有一个共识，即清代的皇帝个个励精图治（至于是否能做到当属另一回事），不似明代那几个昏君，居然几年不上朝，放任国运衰败。
造成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清代的制度。
自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明、清两代都是皇帝亲理政务。虽说天子圣明万能，但一个人毕竟忙不过来，在实际操作中逐渐形成了辅佐班子。这在明代为内阁，到了清代，除沿袭内阁外，康熙时出现了南书房，雍正时又设置军机处。
从性质上讲，明代内阁、清代军机处都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工作任务是为皇帝拟旨。明代的内阁大学士、清代的军机大臣，也都是差而不是官，由皇帝钦定，不必循官场之例迁转。但两者之间最大区别在于，明代各地、各衙门的报告先交内阁，由内阁对此提出处理意见，谓“票拟”，再交皇帝审阅，批准后作为谕旨下达。皇帝若懒得动笔，可由司礼、秉笔太监代劳。这就出现一条缝隙，政务可以由内阁、司笔太监转化为谕旨。 清代不同了，沿袭明代的题本制度（同样交内阁票拟），到了勤政的雍正帝手中，大多变为奏折。奏折由具有奏事权的官员 亲封，由皇帝亲拆，皇帝批阅后下发军机处，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再经皇帝批准后下发。在这种体制下，皇帝若不及时发下奏章，政务中枢即梗塞 。至于皇帝批阅奏章专用的朱笔，太监谁也动不得，那可是杀头的罪名。
以一个人的精力和智慧，每天要阅读、研究几万字的奏折，立即形成对策下发，还须召见京内外大臣，这确实超出了平常人的极限，近乎于对神的要求。当时人谓天子日理万机、宵衣旰食，有时也不全是阿谀之辞。
清代皇帝的享受是人间之最。
清代皇帝的工作量也是人间之最。
年轻的奕詝登上皇位时，颇有企图心。他继承了祖宗的大业，也极力效法祖宗的勤政风范。从《实录》中看，他此时的工作极为勤奋，每天都有许多谕旨下达，其中不少是亲笔写的朱批、朱谕，不劳军机大臣动手。他暗暗对自己说道，我一定要守住这一份祖业，我一定要重显祖宗昔日的荣光。
也因为如此，咸丰帝在上台后的八个月，便主演了一幕众人拍手叫好的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穆彰阿，郭佳氏，1782年生，满洲镶兰旗人。1805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在词臣上迁转。1813年升礼部右侍郎，此后屡降屡升。他的转机，在于1825年以漕运总督襄办海运 ，始受道光帝注重，召京后署理工部尚书 。1827年旨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1828年任军机大臣。1837年起，为首席军机大臣，由此至1850年，他一直是道光帝最信赖的人。
道光帝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穆彰阿能长居政坛不倒，乃是取法道光帝的另一亲信曹振镛 ，以“多磕头、少说话”为政治秘诀。穆彰阿位于首辅，几乎每天都被召见，他很少建言，每遇垂询，必尽力揣摩帝意而迎合之，而不究事理本身。他对于道光末年的政治败坏，应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严格地说起来，穆彰阿也是咸丰帝的老师。1836年即奕詝入学时，他即为上书房的总师傅，至1849年初因保举不当被罢，改为杜受田，可不知为何，道光帝临死前两个月，穆又复充上书房的总师傅。对于这位老师，咸丰帝很小便听到了许多，早就想拿他开刀。
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咸丰帝登基后，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很可能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穆彰阿多次充当考官 ，且长期结交京内外官员，特别喜欢拉拢年轻有才的下级官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时人谓之“穆党”。咸丰帝欲罢免穆彰阿，所下谕旨若由内阁发出，穆是文华殿大学士（即内阁首揆），若由军机处发出，正好穆是首席军机，须得事先考虑安排好才行。
仅仅出于上述原因，就足以使咸丰帝罢斥穆彰阿，但从咸丰帝后来的谕旨来看，他更加不满的是穆氏的对外政策，这就牵涉到先前那场鸦片战争。
1840年7月至1842年9月，英国侵略中国，蹂躏东南沿海，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虽说战争爆发时，咸丰帝只有九岁，不可能理解战争的过程和意义，但他的老师杜受田当时曾发表过意见。1842年8月，杜受田上奏建策：用中国传统的木簰，火攻突入长江的英国舰队。这是书生论兵的典型，表现出对前线战况和近代军事技术、战术的无知。他的建策不可能被地方官采纳，但他的思想不会不对奕詝发生影响。
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今天看来是很清楚的，在于中国政治的腐败和军事的落后。但当时的士大夫不承认这一点，不相信堂堂天朝居然不敌区区岛夷。他们认为，战争的失败在于忠臣林则徐等人的抵抗主张没有得以实现，在于奸臣琦善、耆英等人一心畏夷媚夷，而穆彰阿又在此时蒙蔽了道光帝。
士大夫的看法归结起来，就是主张对“逆夷”强硬而不是屈服，而广州反入城斗争又使他们误以为强硬政策获得了胜利。
由于中英南京条约中英文本的歧义，战后英国人是否可进入通商口岸的城，中英双方有着分歧。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钦差大臣耆英，在战争中被打怕了，竭力维护民夷相安的局面，对外持软弱态度。他起初因广州绅民反对，对英人入城问题推诿腾挪，后因归还舟山而允诺英方有权入城 。1847年4月，英军战舰再入珠江，陷虎门，逼广州，耆英见势不妙，允诺1849年4月6日开放广州城。
英人在未入广州城之前，居住在今广州沙面以东大三元酒家一带的商馆，距广州城西南城墙仅二百米。广州绅民在入城问题上的坚决反抗态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没有认清反侵略的真正方向。
1848年初，耆英被召回北京，晋文渊阁大学士。继任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的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对外持强硬态度。他们不顾耆英先前的承诺，于1849年4月断然拒绝英人入城，并组织团勇近十万人，准备与英军一战。因入城一事尚小，兼未作好战争准备，英方宣布将入城一事暂为搁置。也因为翻译问题，清方以为英方永远放弃了入城的权利。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胜利（今天看来是否是胜利还很难说），大大鼓舞了主张强硬的官绅士民，认定只要由强硬派掌权，就会改变鸦片战争以来屈辱的局面。就连道光帝也为此一振，认为这是兵法中“善之善”的“不战而胜”，封徐广缙为子爵，封叶名琛为男爵。
广州反入城斗争胜利时，咸丰帝已经十八岁了，离他当皇帝还不到一年。他已经懂事了。由此，摆在咸丰帝面前的结论，似乎是很明显的，只要罢斥这批对外软弱的官员即可，只可惜父皇还在受穆彰阿的“蒙蔽”。
咸丰帝登基未久，中英关系中又发生了一件事。
1849年英人入广州城被挫后，英国驻华公使文翰（S.G.Bonham）向国内报告，英国外相巴麦尊（H.J.T.Palmerston）指示文翰继续交涉，并发下他本人致穆彰阿、耆英的照会。文翰因在广州与强硬的徐广缙无法打交道，便驾船北上，企图在中外关系和好的上海打开缺口。
1850年5月，文翰到达上海，与两江总督陆建瀛会谈，要求转递巴麦尊致穆彰阿、耆英的照会和他本人致耆英照会。陆建瀛先是拒绝，但听说英国将派船北上天津，态度立即软了下来。咸丰帝收到陆建瀛的奏折，下旨：命陆建瀛劝文翰南下，有事只许与兼理五口通商事宜的徐广缙交涉。谕旨中称：
若非剀切晓谕，于妄念初萌之际示以限制，势必以无厌之词，向在京各衙门纷纷呈投，成何事体！
咸丰帝这时的策略是，不与这些桀骜不驯的“夷”人们打交道，让善于制“夷”的徐广缙来办理此事。同日，他还发给徐广缙一旨，让他“坚明约束”，“折其虚，破其要挟。”
巴麦尊的照会指责徐广缙危害中英“和好”关系，并要求在北京进行谈判，“商订其事”。这种直接照会京内大臣的告状做法，使咸丰帝认定英方在行“反间计”，陷害忠良徐广缙。而巴麦尊的照会不发给别人，偏偏发给穆彰阿、耆英，又很容易使人对此两人发生怀疑。特别要命的是，文翰给耆英的照会，内中有一段话：
兹以贵大臣本属贵国大员，熟悉外务事理，众所共知。更念本国前大臣等素与贵大臣频恒札商，极敦谊礼，衷怀欣慰，为此乘机备文，照会贵大臣阅悉。
这种来自敌方的对耆英及其外交政策的赞扬，实实在在是帮耆英的倒忙。
也就在这一时候，咸丰帝以耆英所奏用人行政理财诸端，持论过偏，传旨申斥。
也就在这一时候，咸丰帝以英人梗顽，命林则徐进京，听候简用。
咸丰帝的意向，已经明显得不能再明显了。
文翰没有罢休。他派翻译麦华陀（W.H.Medhurst）前往天津投递文书，当地地方官奉旨予以拒绝，他本人在上海的活动也毫无效果。7月，他只能垂头丧气地返回香港。
文翰此次北上交涉，无疾而终。咸丰帝却从这次对抗中增强了信心。英“夷”也不过如此。然而，他为自己不能赶走这些可恶的“夷”人而遗憾。当他得知上海天主教堂的十字架被雷电击劈时，颇动感情地在臣子的奏折上朱批道：“敬感之余，更深惭愧。”
过了不到两个月，又出一事。
负责北京治安的步军统领衙门抓住一天主教徒丁光明，手持禀帖到耆英家门前投递。此事还牵涉到传教士罗类思。刑部审理后上奏，要求耆英对此事作出解释（此时刑部尚书为杜受田）。尽管耆英不用吹灰之力就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但在咸丰帝心中又留下了耆可能与外人有勾结的阴影。
咸丰帝还没有行动，又等了几个月。
1850年12月1日，咸丰帝动手了。这一天，他破例地未向皇太贵妃（即其养母博尔济锦氏）请安后再办公，而是首先颁下一道朱谕《罪穆彰阿、耆英诏》。这份文件的分量不亚于一次政变，紫禁城为之震动，空气也变得凝重起来。虽说这道谕旨长达千言，但咸丰帝写出了他的真实思想，故全录于下。读者在了解咸丰帝的内外政策的同时，也不妨测测他的文字水平和观念高下：
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坠，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朕之过。然献替可否，匡朕不逮，则二三大臣之职也。
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穆彰阿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于己，必欲陷之。耆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尽力全之。似此之固宠窃权者，不可枚举。我皇考大公至正，惟知以诚心待人。穆彰阿得以肆行无忌。若使圣明早烛其奸，则必立寘重典，断不姑容。穆彰阿恃恩益纵，始终不悛。
自本年正月（农历）朕亲政之初，（穆）遇事模棱，缄口不言。迨数月后，则渐施其伎俩。如英夷船至天津，伊犹欲引耆英为腹心，以遂其谋，欲使天下群黎复遭荼毒。其心阴险，实不可问。潘世恩等保林则徐，则伊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及朕派林则徐驰赴粤西，剿办土匪，穆彰阿又屡言林则徐未知能去否。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实在于此。
至若耆英之自外生成，畏葸无能，殊堪诧异。伊前在广东时，惟抑民以奉夷，罔顾国家。如进城之说，非明验乎？上乖天道，下逆人情，几至变生不测。赖我皇考炯悉其伪，速令来京，然不即予罢斥，亦必有待也。今年耆英于召对时，数言及英夷如何可畏，如何必应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欲常保禄位。是其丧尽天良，愈辩愈彰，直同狂吠，尤不足惜。
穆彰阿暗而难知，耆英显而易著，然贻害国家，厥罪维均。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又何以使朕不负皇考付托之重欤？第念穆彰阿系三朝旧臣，若一旦寘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著从宽革职，永不叙用。耆英虽无能已极，然究属迫于时势，亦著从宽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候补。至伊二人行私罔上，乃天下所共见者，朕不为已甚，姑不深问。
办理此事，朕熟思审处，计之久矣。实不得已之苦衷，尔诸臣其共谅之。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公忠体国，俾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毋畏难，毋苟安。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诸大端者，直陈勿隐，毋得仍顾师生之谊，援引之恩。守正不阿，靖共尔位。朕实有厚望焉。
布告中外，咸使知朕意。
这篇谕文，读来颇感气势强盛，非积郁胸臆久矣而不能为之。咸丰帝一吐为快，说出了他多年的心声。
朱谕颁下后，京内外大小臣工奔走捧读，齐声赞扬。咸丰帝说出了他们多年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们于此看到了新君的明察秋毫，看到了新君的有意振作，看到了清王朝的希望。用忠摈奸，是中国传统政治学中最古老且最常青的原则，由此在中国传统历史学中形成了一固定模式：乱世的基本表征就是奸臣当道，一旦圣主罢斥群奸，起用忠良，定云雾重开，万众欢腾，王朝也会走向中兴。这一套路，经杜受田的多年宣教，早已浇铸在咸丰帝的心中，他决心力行，做一名中兴的圣君。
穆彰阿罢斥了，耆英降革了，导致道光朝病衰的妖氛铲除了。一切的好转，不正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吗？
在此咸丰帝舒志、臣子们额庆之际，似乎谁也没有认真想一想，中国的问题仅靠换几个当权派就会解决吗？
如果我们仔细地推敲，咸丰帝的上引谕旨尚有不实之处。
除了泛泛的指摘外，穆彰阿的具体罪名有二，一是排斥达洪阿、姚莹，二是阻挠林则徐的复出。
达洪阿前为台湾镇总兵，姚莹前任台湾道，鸦片战争期间两人负责保卫台湾，竭尽心力。1841年9月，英军运输船纳尔不达号（Nerbudda）在台湾基隆海面遇险。船上274人有34人乘小艇逃走（多为军官和英人），剩下的印度人中除病溺而死外，有133人为台湾守军生擒，32人被斩首。1842年3月，英另一运输船阿纳号（Ann）亦在台湾中部沿海遇险，船上57人有49人被守军活捉。然此两次事件被达洪阿、姚莹渲染为击败来犯英军的重大军事胜利 ，受到道光帝的褒奖。1842年5月，当清军在鸦片战争中节节败退之际，道光帝亲自下令，台湾所囚俘虏中除头目外，其余“均著即行正法，以纾积忿而快人心”。战争结束后，英方要求释放战俘。得知台湾战俘除11人外皆被处死，立即交涉，颇有战端重起之势。杀俘是奉旨行事，那是万万碰不得的，而开罪了“夷”人，又启战火，也是不堪想象之事。在此情势下，以弹劾琦善私许香港而名扬天下的闽浙总督怡良，赴台亲自调查后发现，达洪阿、姚莹两次奏报抗英获胜纯属虚构，请求将两人治罪。道光帝得奏后下令将两人革职，解京送刑部审讯。1843年10月，穆彰阿奉旨参与审讯，事后奏折中对达、姚两人尚有回护之意，结果道光帝下旨“免治其罪”。因两人前已革职，后也没有再起用。由此看来，达洪阿、姚莹之狱是出自圣裁，与穆彰阿似无关联。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被革，后发配伊犁。1845年释回，1846年任陕西巡抚，1847年任云贵总督，1849年因病自己要求开缺。穆彰阿若要阻止林复出，在道光朝即可大作手脚。至咸丰帝上台后调林进京，也是林本人称病不出。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咸丰帝颁下朱谕的前八天，林则徐已经病死在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路上了（关于林病故的奏折尚未到达北京）。这么说来，反是穆彰阿言中了。
耆英的罪名更是空泛。朱谕中讲了两条：其一是入城一事上过于软弱，这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其二是咸丰帝登基后，耆英在几次召对时皆主张对英国“应事周旋”，即不宜使用强硬手段。实际上，这也是咸丰帝下决心对穆、耆开刀的主因。
对于一个比自己强大国家的咄咄逼人的进迫，应当采取何种策略，从思想角度和政治角度来看是有区别的。前者强调正义性，后者强调可行性。作为一名政治家，耆英主和并不为错，这是他正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如将国运民生意气用事，浪于一掷，其意气虽畅快，但后果不堪设想。耆英的错误不在于主和，而在于苟和，没有利用鸦片战争后的和平局面，从事革新，使自己国家变得强大起来。
由此反观主张对外强硬的官员，他们大多在战争期间远离战区，没有直接跟西“夷”打过交道，奏折制度的机密和各地奏报中的粉饰，使他们无从了解实情真相，偏信那些颇具戏剧性的传说，前述达洪阿、姚莹一案的走形变态就是一例。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判断也不是依据敌我力量之对比，而是为了恪守传统的“夷”夏之道，顺昌逆亡。他们相信义理的力量之不可战胜，认为战胜逆“夷”的手段不在于器物，而在于人心，“正心”“诚意”即可“平天下”。 咸丰帝在杜受田的教导下，饱浸性理名教之义，罔知兵革器物之力。他的这种价值取向，受到了绝大多数官吏和几乎全部士林学子的欢迎，既是形势使然，又使然于形势。
罢免穆彰阿、耆英，咸丰帝表达了其对外新政策：将启用对外强硬的官员使用强硬的手段来对抗英国等西方国家。他的这种全力保住并尽可能挽回国家权益的意向，无疑应当赞扬，但就实际举措而言，以为用忠摈奸即可抗“夷”，却是一支射偏了的箭。
对外强硬取决于武力的强大，若非如此，只是一种虚张。咸丰帝也明白这个道理。在其闻悉文翰、麦华陀驾舟北上时，便提出这一问题：
至沿海各处防堵，数年以来，想早已有备无患。
这句话说得不那么自信，底气不够充沛。而当麦华陀南下之后，又下旨：
从前夷船由海入江，江、浙一带屡经失事（指鸦片战争），追溯前因，能勿早之为计……（各沿海督抚）各就紧要处所，悉心察看，预为筹防，断不可稍存大意。文武官员，总须慎选晓事得力者分布防堵，其一味卑谄懦弱者概应更换。
此道谕旨颁下后，安徽布政使蒋文庆、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福建学政黄赞汤亦先后上奏，提具体计谋，咸丰帝皆发下，令沿海各省参照执行。
咸丰帝的谕旨，只令筹防，而未言及如何筹防。蒋文庆、周天爵、黄赞汤的计谋未能切中要害，甚至不着边际，与战时杜受田的“木簰火攻法”相类似。然而，圣旨又是不能不执行的，各地的做法更是各行其道。
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的方法是，以大沽、北塘的海口炮台为依托进行抗击，并在炮台之后路组织团练。对此，他信心十足，宣称“此臣十载筹防所可深信者，不敢于圣主面前，稍作过量语。” 按照这一方法，直隶其实什么事也不必做（炮台早已建成，团练也已成常设）。
盛京将军奕兴的方法更简单，根本不必设防，若英军前来，诱之登岸，坚壁清野，然后以奉天（地域与今辽宁省大体相当）的“劲旅”来剿灭不善击刺步伐的英军，“正我兵所长”，没有什么问题。按此，奉天也不必筹防，到开战时再说吧。
两江总督陆建瀛奏称，鉴于上海已经开放，“自当另为一议”（实为不设防之议），松江、苏州一带河汊，用沉船的方法阻止英舰船的进军，另行募勇、火攻诸法。然沉船、募勇、火攻须战时才可实施，江苏此时也无事可做。
浙江巡抚常大淳对策有二，一是继续补造战船（浙江水师战船在鸦片战争中损失殆尽，尚未补造完竣），二是将团练之法寓于保甲之中。前者是继续进行正在做的事，后者是以保甲取代团练，实际上一切均无需新张。
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仍宣布采用1849年反入城斗争的老办法：一是断绝通商，二是借助民力。其理由是，英国以贸易为生计，英商挟重资而来，不敢冒商业风险而进攻贸易重埠广州；一旦开战，香港英军仅一两千人，何抵抗于广州数万民众？且香港巢穴可虞，黄埔船货可虞，广州城外英国商馆可虞，英人岂无顾惜？他们的结论是英国不敢动手，因此也不必紧张自扰，凭着他们以往的“有效”措施即足以制敌！
最有意思的是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畲的奏折。他们与那些表面上大讲如何筹防、实际上一件实事也不做的官员不同，公然明白主张不设防。其理由为，一、英国控制了制海权，战争无法取胜；二、诱敌深入将导致英军蹂躏内地，而陆战必胜的说法不可靠；三、福建港宽水深，无险可扼；四、团练战时不足恃，平时又易流为寇；五、筹防措施会刺激英方，可能招致祸患。
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咸丰帝皇皇数道上谕，换来的就是地方官这些笔头子上耍功夫、实际无为无作的奏折。这些地方官老于世故，知道若处处遵旨办事，听到风就下雨，那将会怎么样也忙不过来，什么事也办不成。别的不说，筹防是很花钱的，若真的造炮修船练兵团练，银子又从何而来，中央财政肯定不给拨款，地方上又从哪儿弄这笔钱呢？
一遇到具体问题，咸丰帝也蒙了向。他本来就是只想制夷而不知如何制夷，对各地的做法结果都予以认可。其中他最欣赏的是徐广缙、叶名琛，在他们的奏折上朱批：“卿智深勇著，视国如家，所奏各情甚当。朕闻汝今秋偶有微疴，此时佳善否？” 这里表现出来的重点，仍是赞扬徐、叶对英国的态度，而不是注意他们的筹防。即便对于刘韵珂、徐继畲的不设防言论，他也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而是联系其鸦片战争后一贯主和的表现，以此时的福州反入城事件 为由，将他们一一革职了。
这是一支射得更偏的箭。
花如此之多的笔墨，来介绍新帝罢免老臣的事件，是因为此乃咸丰帝在位11年中唯一的一次振作。此后，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而我在叙说中又铺垫了大量的背景材料，出现了大量的人物。这是因为这些背景反映了那个时代，这些人物大多后面还会出场。我个人笔力不健，只能如实罗陈而不能娓娓道来。还需请读者原谅的是，我在这里仍想对各地官员的奏折和咸丰帝的思想再做分析，帮助今天的人更了解那个时代。
各地官员之所以不肯花力气整顿海防，除了惜银惜力（实际上也就是惜民）外，还因为受两种思想的左右。
其一是英军船坚炮利，清朝无法组建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与之对抗。前叙周天爵的奏折中称：
惟前次失事，皆专事海门，一切船只炮位，事事效颦。
徐广缙、叶名琛上奏时也同意这种说法，并裁减广东水师的战船。周、徐等氏的意见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不必效法英国等西方国家，在“船只炮位”上作实际的努力。虽说清朝此时尚无建设近代海军的能力，但此时是战后宝贵的和平时期，放弃这种努力就是放弃近代化的尝试，中国以后也只能用传统来对抗西方了。
其二是英军不善陆战。早在鸦片战争时，林则徐、裕谦等人就有此类言论，认为英军虽可横行海上，但一至陆地，清军将稳操胜券。战争的实践使道光帝发现此中的谬误， 但由于清朝战后讳败讳辱，不思振作，未能正确地总结教训。直至此时，英军不善陆战的神话仍未破灭，各地疆吏仍将陆战取胜当作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的制敌良谋。
鸦片战争结束已经八年了，当年的前敌主将们纷纷被革退致仕，仍在台上的只有刘韵珂、徐继畲等数人。战争这把客观的尺子，使他们量清了中英军事实力的差距 。他们两人的奏议，应当说要比那些空叫“防夷”而不知“夷”为何物的碌碌臣工的言词，更切合实际。可他们找不到制“夷”的武器，居然放弃了制“夷”的使命。
年轻的咸丰帝，生长在深宫，读的是圣贤书，他又如何知道制“夷”之法？内外臣工们要么就是一味强硬，要么就是一味妥协，谁也说不清“夷”为何物，让他凭空能想出办法来吗？
当时的中国，就没有人知道正确之途吗？
也不是。有一个名叫魏源的名士，写下了一部名为《海国图志》的著作，初为五十卷，后扩至六十卷，定稿为一百卷。在这本书的叙说中，他提出了一个惊世的命题，“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魏源的思想也是极其有限的。他准备所“师”的西方长技为三个方面：造船、造炮、养兵练兵之法。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仅仅“师”这些长技仍是制不了“夷”的。“夷”也不是那么好制的。但是，魏源指明了一个方向，朝这个方向走下去，中国就能上轨道。
咸丰帝肯定见到过《海国图志》一书。据档案记载，1853年武英殿修书处奉旨将此书修缮贴锦进呈。至于咸丰帝有没有细读，读后又有什么感受，今人皆无从得知。但是，可以说，到了此时即便他想振作，也已经来不及了。
天下已经大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