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捭阖:斯大林

第九章 艰难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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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经济改造多艰难,急功近利勇向前;工农生产得发展,落后面貌在改观。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斯大林对落后的俄国工农业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尝试。它为工业确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并设想了农业的大规模社会主义集体化,经过全国人民的非凡努力,苏联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沙俄在工业方面是一个......

    经济改造多艰难,急功近利勇向前;工农生产得发展,落后面貌在改观。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斯大林对落后的俄国工农业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尝试。它为工业确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并设想了农业的大规模社会主义集体化,经过全国人民的非凡努力,苏联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沙俄在工业方面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它所装备的近代生产机器只等于英国的1/3,德国的1/4 ,美国的1/9 。列宁曾经写道:“就铁——现代工业主要产品之一,也可以说是文明的基石之一——来说,俄国的落后性和野蛮性是特别大的。”在十月革命之前,沙俄的农户共有800 万具俄式犁,200 万具木犁,1800 万个木耙,只有400 万具铁犁。

    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消灭俄国长期落后状态的任务就摆在布尔什维克的面前了。列宁曾经再三指示说:现代化的重工业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如果要挽救俄国,不仅是要在农业方面有很好的收获——这还是不够的;也不仅是要供应农民日用必需品的轻工业情况良好——这也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重工业。”到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时,即1925 年,全国工业化的问题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时,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所破坏的工业和农业都已经恢复起来了。农业接近了战前的规模,达到战前水平的87%。在1925 年,苏联大工业的生产已经达到战前工业产量的3/4 左右。在恢复国民经济方面,虽然有如此巨大的成就,但苏联依然还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它的国民经济的全部产品有2/3 是农业方面生产的,只有1/3 是工业产品。斯大林认为,1925年是苏联革命发展中的一个转变关头。他说:如果说1917 年十月革命时,问题是要在政治上战胜资本主义,那么,1925 年,主要的任务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扩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以期在经济上也把资本主义战胜”。

    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在这个发展的转变关头,他向苏共和苏联人民提出了历史性的重大任务,要把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

    他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必须重新创立沙俄时代所未曾有过的许多工业部门——必须建立新的机器制造厂、机床制造厂、汽车制造厂、化学工厂和冶金工厂,必须创立本国制造发动机和电站装备品的生产,必须增加金属和煤炭开采量,因为这是为保证苏联社会主义胜利而绝对必需的。”他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特别重视建设社会主义,全国工业化,以及为苏联经济独立自主而斗争等问题。他反复讲到全国工业化是一个基本环节,如果抓住这个环节,就可以解决布尔什维克党在为社会主义胜利而奋斗时所面临的其他一切任务。如果不能使国家工业化,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我们祖国的经济独立自主和加强苏维埃祖国的国防能力。

    斯大林说:“把我国由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上,联共中央曾排除了来自右的和“左”的干扰和破坏。如果按照季诺维也夫提出的“计划”,苏联依然是一个以生产原料和粮食为主,而自己没有发达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机器制造业的农业国家。斯大林说:“这条路线将使我国永远或差不多永远不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在客观上成为资本主义总体系的附属物。这条路线就是要离开我国建设方面的各种任务。”托洛茨基分子在反对全国工业化的斗争中,曾以“左”的面目出现,提出了所谓“超工业化”的要求,他们提议要用掠夺农民的方法来建设工业。按照他们的“计划”,工农联盟就要破裂,社会主义建设就要失败。

    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具体情况,联共中央研究制定了苏联工业化的方法,这种方法与资本主义的通常作法是根本不同的。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因为在轻工业方面,较之重工业来说,所需要的投资数量要少些,资本周转要快些,而且获得利润也容易些,所以那里的轻工业也就成为工业化的首要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让轻工业积蓄一些利润并将利润集中于银行以后,才会轮到重工业方面,然后逐渐把所积蓄的资本转用到重工业中去,造成保证它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悠久的过程,需要数十年或者更长的时期。斯大林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决不能走这一条路。

    他说:“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假如这件事稍迟一着,那就等于失败。党记住了列宁的指示: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因此我国**也就排除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来开始实行国家工业化。”当时,实现工业化的困难是很多的,既缺少资金,又没有技术,西方世界把它看作“莫斯科的一个狂妄荒诞的计划”。斯大林在他关于全国工业化问题的论著中,表明他深信苏共在完成这一任务时,会克服一切困难。斯大林在《论苏联经济状况与党的政策》那篇报告中,向全党发出了如下的号召:

    “同志们!

    9 年以前,1917 年2 月,我们在列宁格勒曾经是一个小小的集团。老党员都记得,我们布尔什维克在那时只占列宁格勒苏维埃中的不大的少数。老布尔什维克们应该记得,当时,布尔什维主义的为数众多的敌人是嘲弄我们的。但是我们前进了,夺取了一个阵地又一个阵地,因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以团结的队伍进行了斗争。后来这个小小的力量发展成了一个伟大的力量。我们粉碎了资产阶级,推倒了克伦斯基,我们组织了苏维埃政权。

    我们粉碎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我们把英法的和美国的强暴者从我国赶了出去。我们克服了经济的调敝。最后,我们恢复了我们的工业和农业。现在,新的任务——我们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困难已经过去了。可否怀疑:我们能完成国家工业化这个新任务?当然是不可以怀疑的。

    相反,现在我们有一切的根据,足以克服困难,实现我们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到我们面前的新任务。

    “同志们,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在新的工业战线上,我们一定会胜利。”为了实现全国工业化的政策,当时需要基本建设投资,需要亿万货币资金。在资本主义国家拒绝向苏联提供贷款的情况下,资金问题只有依靠本国内部来解决。斯大林指出,苏联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资金和积蓄的来源。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地主和资本家被剥夺了,私有财产制被消灭了。土地、工厂和银行,都变成了全民的资产。社会主义工业化所依靠的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积累和储蓄。

    苏维埃政权取消了沙皇政府所借的外债,过去人民仅仅为偿付这种外债的利息,每年就要付出数亿卢布。苏维埃政权既然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消灭了,就使农民免除了每年必须向地主缴纳的5 亿卢布左右的地租。农民因为摆脱了这一切重担,所以能够帮助国家来创立新的强大的工业。所有这些收入的源泉,都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中。

    1926—1927 年度投入工业的资金约达10 亿卢布,而再经过3 年就有可能投入50 亿卢布了。于是,国家就有可能来着手建筑许多大型企业,如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第聂伯河水电站,连接土尔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铁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重型机器制造厂,“阿模”汽车制造厂(即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和在乌拉尔一库兹涅茨克建立的第二个大型的煤钢联合企业。乌拉尔新工业区的中心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在1931 年开始建高炉和轧钢厂时,工人只是住在一片棚屋里;8 年后,这里发展成为有14.6 万居民的城市。西伯利亚的库兹涅茨克和哈萨克的卡拉干达,在同样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了大工业城市。

    为了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国防能力,迅速消灭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落后现象,联共中央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斯大林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 以至100 年。我们应当在10 年以内跑完这个距离。或者是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是我们被人打倒。”为了尽快地解决技术问题,适应飞速发展的需要,国家和工厂兴办了许多高等和中等的技术学校。到1933 年,约有20 方学生在高等技术院校攻读,90 万学生在中等技术学校学习,同时工厂办的学校和专业训练班每年训练100 万工人。这些学校和训练班,缓和了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短缺的矛盾。此外,全国还开展了一个扫盲运动。在这个文盲充斥的国度里,1929 年,8 岁至50 岁的人口中,文盲人数下降到48.9%。1930 年1 月,建立起各个地方的委员会来引导这一运动,到1939 年,文盲的比例下降到18.8%。

    由于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职工的技术进步了,生产效率提高了,成本降低了,提前完成了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 年1 月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说,苏联由从前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工业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仅用4 年零3 个月的时间就于1932 年完成了。产业工人的数目增加了1 倍,从1100 万增加到2200 万;生产量也增加了1 倍。斯大林报告说:

    “我们从前没有钢铁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从前没有拖拉机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从前没有机床制造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从前没有汽车制造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他接着谈到航空工业、农业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并且说,“我们不仅创立了这些工业部门,而且它们的规模使欧洲工业相形见绌。”为了完成这个宏伟的计划,苏联的党和人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工作中也发生过一些失误,然而在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迅速这样伟大的进展。苏联人民认为,如果步伐不是这样迅速,不但社会主义建设将会推迟,而且国家的生存也会处在危险之中。因为在1933 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从中国东北向苏联边境寻衅,而纳粹德国已公开提出占有乌克兰的要求。苏联人民认为,如果没有他们那迅速提高的经济力量,他们可能会遭到来自东西两面的入侵。斯大林在报告中说:“我们不得不鞭策我们的国家,因为它落后了100 年,并因落后而面临亡国的危险。否则我们会在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处于手无寸铁的状况。”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方面获得了重大成功,而资本主义国家却于1929 年末爆发了破坏力空前巨大的世界经济危机,并在以后3 年中危机更为加深。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3 年间(1930 年至1933 年),苏联工业增长了一倍以上,而美国工业在1933 年底却降到1929 年的65%,英国工业降到86%,德国工业降到66%,法国工业降到77%。由于发生世界经济危机,结果有2400 万失业工人陷于饥饿贫困的境地。数千万农民感受到农业危机的痛苦。这种情形再次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时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世界上唯一不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国家。

    世界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之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

    资本主义国家从两方面寻找逃出经济危机的出路:一方面是建立法西斯专政来镇压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挑起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来劫掠防御能力薄弱的国家。

    根据上述情况,苏联在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立刻投身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提出了5 倍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建设的新工业,以及整个经济的技术改造。然而,正如斯大林所说,这一任务“无疑是比较容易了”,今后任何一个五年计划都不会有第一个那么困难了。为了加速工作的进展,减少工作中的失误,联共中央根据斯大林的倡议,召开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先进人员的会议。斯大林与工业及运输业中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共同讨论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最重要问题。

    1935 年7 月30 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铁路运输工作人员招待会,斯大林在这次会上作了关于铁路工作人员任务的讲演。1935 年11 月,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联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上发表长篇演说。他指明斯达汉诺夫运动开辟了走向**的道路,它包含有工人阶级文化技术高涨的种子,这种提高有助于将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

    领袖的会见,亲切的慰问,有力地鼓舞了劳动者的热情。两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这是保证苏联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获得胜利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1940 年生产了1500 万吨生铁,1830 万吨钢,3100 万吨石油。全部大工业的产量,比十月革命前的1913 年增加了近11 倍,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了19 倍,机器制造增加了44 倍,发电量增加了24 倍。苏联在工业生产速度方面超过了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产品的绝对数量方面居于欧洲的第二位。

    在社会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那几年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同样迅速发展着。在1930 年到1933 年期间,大约有1400 万缺乏效率的小片农民土地合并成为约20 万个大农庄,这些农庄为集体所有,并用拖拉机和机器耕种。

    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必须现代化。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的农民还在用中世纪的方法,甚至是公元前的方法耕种。他们住在村庄里,要走很长的路才到田里。一个农户的4 公顷到8 公顷的土地,常常被分割为十几块,散布得很广,而且常常被分成连钉耙都无法转过身来的可笑的窄条子。1/4 的农民没有马匹,所以翻耕的次数很少,而且很浅,通常用自制的没有金属铧的木犁。播种是用手从围裙里把种子撤到地上,很多种子常常被鸟吃掉或者被风刮走。很少有机器。宗教节日固定了播种的日期。最虔诚的信徒把拖拉机看作“魔鬼的机器”。因此,任何为农业现代化的斗争,都是一场“反封建、反宗教”的斗争。

    1928 年,农业已经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总收获量已经达到战前的水平。但是运给城里的粮食却少得多了。在沙俄时代,尽管农民在挨饿,还是把谷物运出口。苏维埃时代的农民比以前吃得好了,但是出售的谷物就少了。余粮常常落到富农的手里,这些农村小资本家不仅从自己的田里得到谷物,而且还通过拥有磨坊和以收成作抵押而放债来获得谷物。他们同国家争夺粮食的控制权和农民的支持。因此,实行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政策,就成为党中央的当务之急了。

    1929 年间,农业集体化运动加快了步伐,很快席卷全国,出现了整村整区加入集体农庄的情况。1930 年1 月5 日,党中央宣布说,在五年计划期间,使绝大多数农民实现集体化的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它还进一步提到,要在1932 年秋季之前,在所有的粮食生产地区完成集体化。这就使集体化运动达到了“狂热的顶点”。由于要求太高太急,不少地区出现了强迫命令的现象。为了争取达到集体化的百分比,一些地区大刮浮夸风,用行政命令代替说服教育,有的竟采取“剥夺财产”、褫夺选举权等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一些地方领导人不顾中央关于“集体农庄运动,只是把基本生产资料公有的农业劳动组合”的指示,公然鲁莽地跳过劳动组合而径直组织农业公社,把住房、自用奶牛、小牲畜及家禽等实行公有化。

    强迫命令和一些过火行动引起了农民的严重不满,加上阶级敌人的挑拨,谋杀和纵火案时有发生。有些农民用屠宰牲口的办法进行反抗。对农民来说,一匹马、一头牛、几只羊都是他的宝贵财产,在困难时期是食品的来源。但是,与其让牲畜被没收和交给集体农庄,还不如一杀了之。仅在1930年头几个月里,就有1400 万头牛被宰。

    1929 年,在全国3400 万匹马中,有1800 万匹被宰。此外,在1929 年至1933 年之间,67%左右的羊被宰。

    暴力和破坏的怒潮几乎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斯大林对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感到不安。

    1930 年3 月2 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篇著名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在这篇论文里,斯大林强调了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并指出,在规定集体化速度和方法时,必须估计到苏联各地区的特殊条件。斯大林提醒说;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是农业劳动组合,这种劳动组合只把基本生产资料,主要是粮食生产方面的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公有,而并不把宅旁园地、住宅、自用奶牛、小牲畜和家禽等实行公有。斯大林的论文产生了极大的政治效果。

    为了把纠正错误的事情贯彻到底,1930 年3 月15 日,联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详细分析了由于离开党的路线、直接违反党的指令所发生的种种错误。中央指出,“‘左的’过火行为乃是直接帮助阶级敌人的一种举动”。中央对几个犯了政治错误而又不善于改正错误的省委和边区党委进行了改组。4 月3 日,党中央又公布了斯大林所写的《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一文。这篇论文指出,“在农民问题上所犯的种种错误的根源,以及在集体农庄运动中所犯的主要错误是:不正确地对待中农;在建设集体农庄时违背了列宁所规定的自愿原则;违背了列宁所说的必须估计到苏联各地特殊条件的原则;公然跳过劳动组合而径直成立公社。”由于采取了这一切措施,党中央在许多地区克服了过火行为,从而把集体农庄的建设工作引上了健康的轨道。如果说,在农民大批加入集体农庄以前,苏维埃政权主要是依靠社会主义的工业,那么今后它将同时依靠迅速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农业了。

    当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已经创立和巩固,而且已经继续向前发展的时候,斯大林向全党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这就是在新的现代技术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所有各个部门,必须拿出现代的新技术、新机床和新机器来供给燃料工业、冶金工业、轻工业、木材工业、军事工业、运输业和农业。由于农产品和工业品需求额的大量增加,必须把国民经济所有各个部门中的生产量增加两三倍。可是要达到这一步,必须拿出充分的现代新装备来供给工厂、苏维埃农庄和集体农庄,因为旧装备不能把生产量提到这样的高度。

    斯大林指出,不改造国民经济各个基本部门,就不能使国家及其国民经济愈益增长的新的需要得到满足。不实行改造,就不能把社会主义的全面攻势贯彻到底,因为“要打破和彻底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就不汉要运用新的劳动组织和新的所有制,而且要运用新的技术、运用自己优越的技术。

    不实行改造,就不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苏联在工业发展速度方面虽已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工业发展水平方面,在生产数量方面,却比它们落后得多。为了消灭这种落后情形,斯大林强调必须在现代新技术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各部门。于是,“技术就有了决定一切的意义”。

    到1943 年底,“集体农庄已成为坚强而不可战胜的力量了”。当时,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约占苏联总农户的3/4 ,集体农庄播种的土地已约占全部播种面积的90%。1934 年苏联农业中使用的拖拉机已有28.1 万台,联合收割机3.2 万台。1934 年的春播工作比1933 年早15 天至20 天完成,比1932年早30 至40 天完成,而粮食收购计划则比1932 年早3 个月完成。

    1933 年2 月,在第一次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所作的报告,对动员庄员群众为巩固集体农庄而斗争的积极性起了很大的作用。

    斯大林说:在旧制度下,农民进行单干,用古老陈旧的方法和旧式农具工作,为地主和资本家、为富农和投机分子工作,自己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而使别人发财致富。在新的集体农庄制度下,农民按劳动组合的方式共同工作,用新式农具——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工作,为自己和自己的集体农庄工作,过着没有资本家和地主、没有富农和投机分子的生活,为了使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而工作。”斯大林在这篇报告中,不仅总结了集体农庄所取得的成绩,而且指明了集体农庄发展的远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机械化的程度,仅拖拉机一项,要从1932 年的225 万马力,增加到1937 年的800 多万马力。为了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斯大林号召科学种田,并广泛采用农业新工艺。

    然而,随着经济改造的深入和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斯大林居功骄傲起来,越来越听不进不同的意见,越来越不注意集体领导,一言堂作风盛行,而且作风十分粗暴。在多数情况下,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和**上的折磨,尤其是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所发动的那场肃反运动中,在其错误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下,使许多忠于**事业的干部蒙受了不白之冤,使党的事业招致了不可估量的严重损失。正是:我行我素任蛮干,错误肃反酿大难。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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