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评传

三、朴素而丰富的哲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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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阐述军事理论和政治主张的过程中,司马穰苴也表露了他的哲学观点。这些哲学观点,是零星的、朴素的。它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而只是闪烁的思想火花。不过,它涉及的方面比较广,有的观点还颇有兴味和价值。兹仅就所见,略述于下。(一) 唯物论同春秋战国间的许多军事理论家一样,司马穰苴十分重视作......

    在阐述军事理论和政治主张的过程中,司马穰苴也表露了他的哲学观点。这些哲学观点,是零星的、朴素的。它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而只是闪烁的思想火花。不过,它涉及的方面比较广,有的观点还颇有兴味和价值。兹仅就所见,略述于下。

    (一) 唯物论

    同春秋战国间的许多军事理论家一样,司马穰苴十分重视作战的地形气候条件、进攻和防御的武器、军队的耐力和士气等。他指出:"凡战:背风背高,右高左险,历沛历圮,兼舍环龟"(《用众》);"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凡战,以力久,以气胜,??以甲固,以兵胜。"(《严位》)这里把风、高、险、沛、圮、环龟、马车、甲兵、力、气等物质因素,都看作是战争胜负的条件。他认为,战争时应该"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是为五虑"(《定爵》)。此"五虑"中的天(气候)、财、众、地、兵等,也都是客观物质条件。在许多地方的论述中,他直接用"物"这个词来说明,如"方虑极物(详细考虑计算,极尽物力之用)";"人习陈利,极物以豫(预),是谓有善";"堪物简治(胜任事物,检查治理),见物应卒(看见突变的事物反应敏捷,卒通猝),是谓行豫(预)";"然有以职(如此人人都有担当之职),是谓堪物;因是辨物,是谓简治";"物既章,目乃明。"(同上)文中之"物",都是战争中各种物质条件的概括。

    由此可以肯定,司马穰苴的哲学观点,基本上是属于唯物主义的。不过有时,他也相信用龟甲占卜的迷信活动。如他说:"凡战,有天??。时日不迁,龟胜微行,是谓有天。"(《定爵》)这里,他对"龟"甲占卜的"胜"利看得十分重要,认为占卜而得的"时日不迁",就可以依靠"天"的保佑,他把这种迹象叫做"有天"。显然,所谓"有天"的"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在唯物主义观点的论述中,夹杂有一些神学迷信的东西,这在孙武、孙膑的哲学思想中,都是可以找得到的。

    (二) 辩证法

    在现存的《司马法》中,司马穰苴的辩证法思想表现得比较充分,有相当丰富的内容。这里择其主要的几点,略作剖析。

    1.对立面的选择互补在司马穰苴看来,世界上的事物充满着矛盾对立。这些对立的事物有:大小、多少、远迩、迟速、众寡、轻重、进退、先后、长短、生死、赏罚、行废、烦暇、利害、攻守、击避、上下、左右、本末、坚柔、胜败、善恶、治乱、疏密、动静,等等。司马穰苴认为,在这些对立的事物中,必须作慎重的选择。如他说:"凡车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轻胜";"上烦轻,上暇重";"击其大惧,避其小惧"。(《严位》)这种对立面的选择,司马穰苴称之为"权"。他论述道:"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执略守微,本末惟权,战也。"(同上)所谓"本末",大体相当于孙子的"正奇"。"本"是用正常的策略去打,即下文所说的"执略";"末"是用奇妙的方法偷袭,即下文所说的"守微"。在战争中,用"本"还是用"末",需要经过"权"衡才能确定。他又申述:"人有胜心,惟敌之视;人有畏心,惟畏之视。两心交定,两利若一,两为之职,惟权视之。"(同上)"大小坚柔,参伍(交错变换)众寡,凡两,是谓战权。"(《定爵》)这里他认为,事物都有对立的两面("凡两"),人们必须在"两"类事物中进行"权"衡选择。不过,两类事物的矛盾对立,并不是绝对的,它们往往各有短长,可以互相补充,交错使用。例如关于长兵器和短兵器这两种武器,他就指出:"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同上)再如关于兵员和行进的轻重问题,他又说:"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严位》)这里的意思是,以轻兵而行动轻捷,则易被敌人倾覆,故有危险;以重兵而行动持重,则进展迟缓,故无功;以轻兵而行动持重,则易被敌人围困,故必败;以重兵而行动轻捷,则能产生强大的威力,故战而能胜。司马穰苴最后得出结论:战争中轻、重两个对立的方面,不能偏用一面,排斥另一面;而必须互相调剂配合,"战相为轻重","筹以轻重"(同上),方能取得成功。

    2.事物在数量上必须有度为了军事上的胜利和政治上的稳定,司马穰苴认为,一 切事物不能走向极端,而必须有度的限制。例如兵器的长短轻重,他说;"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天子之义》)显然,兵器的各种属性,在数量上有一定限度,才能便于使用。再如对人民施加威力的多少,他指出:"师多务威则民诎,少威则民不胜。"并解释说:"多威"会使"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马不得其任";而"少威"又会使"诈慝"、"勇力"、"犯命""暴行"者横行不法,"陵之有司"(同上)。因此,"多威"、"少威"都时稳定政治秩序不利,有效的方法是对人民施加的威力要适中有度。他还论及战争发动的时间先后和战争中的休息问题,说:"凡战,先则弊,后则慑;息则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慑。"(《用众》)他认为,先动则易于力弊,后动则易于畏惧;休息则会怠情,不息亦会力弊,但休息久了反会畏惧怕战。因此,有利的方法是,发动的先后适中,休息的时间有度。司马穰苴这种凡事要求适中有度的辩证法思想,与同时代的孔子主张"中庸",认为"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很有些相似。

    3.根据客观情况而随机应变战争中客观情况在不断地变化,因此对付的措施也要相应改变。司马穰苴在阐述军事理论时运用这种方法是比较自觉的。例如关于如何布阵,他指出,须"称众、困地、困敌令陈"(《定爵》),即根据我军的众寡、地形的险易、敌人的虚实而下令布置用不同的阵法。战争时要特别注意敌人的动态而作出相应的反映。他一再阐述说:"凡战,设而观其作,视敌而举:(敌)侍则循而勿鼓,待众之作;攻则屯而伺之。""凡从奔勿息,敌或止于路,则虑之。""敌若众,则相众而受裹;敌若寡若畏,则避之开之。"(《用众》)《太平御览》卷三一八引后句而注曰:"敌众我寡,则依利道而受围,以坚众心,分其四向而受敌,则众以死为生,故能冲逐四出,以克胜也;""敌以少弱畏惧者,则开去道,无令为穷寇必死战也。"这里且不论其应敌的措施是否正确,仅就其"视敌而举"、灵活应变的原则,即可见他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唯物而又辩证,值得借鉴和参考的。

    (三) 认识论

    关于认识事物的重要性,如何认识事物的规律,以及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等问题,司马穰苴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首先,他认为在战争中,必须使用间谍或自己直接观察等方式,了解敌我双方和远近距离的各种情况。他说:"凡战,间远,观迩"(《定爵》);"远者视之则不畏"(《严位》);"凡战,??静而观其怠,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击其疑,加其卒(猝),致其屈。"(《用众》)可见只有知晓敌我远近情况,才能"不畏",乘势袭击而"致其屈",获得战争的胜利。这些议论,应该是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论断的先导。至于如何布阵才能致胜,这一知识的获得,司马穰苴认为,只有通过实践。他指出,在战前必须"人习陈利"(《定爵》),即人人演习怎样布置战阵对我有利。他并强调"知易行难",说:"凡战,非(知)

    陈之难,使人可陈难。非使可陈难,使人可用难。非知之难,行之难。"(《严位》)他的意思是,知道布阵的方法,这并不难;难的是把这种阵法见诸行动,付之实践,而"使人可阵"、"使人可用"。这里他指出,获得知识仅仅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步;接着就应该把这种知识拿去施行,接受实践的检验。这第二步是比第一步更难的。他还主张在战争之前,应该根据双方的物质条件,预先谋划战争的打法。他论述道:"大军以固,多力以烦,堪物简治,见物卒(猝)应、是谓行豫(预)";"极物以豫(预),是谓有善。"(《定爵》)显然,行动之前根据物质条件预先谋划,就能取得好的结果。孙武关于在战前要进行"庙算"的主张,很可能是受了这"行豫"思想的启发的。

    (四) 人性论

    春秋时代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已相当热烈。子产曾议论人性有君子之性和"小人之性",认为"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这种把人性分为君子和小人的做法,只能是一种剥削阶级的偏见。孔子则论述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所谓"上知",是"生而知之者";"下愚",则是"困而不学"者。另外,还有"学而知之者"和"困而学之"者。

    (《论语·季氏》)孔子虽然肯定"性相近,习相远",认为由于接触各种事物而使人性不同,具有唯物主义的一面;然而他又把人性分为"上知"和"丁愚"以及其他各等,并强调"上知"与"下愚"是先天生就,不能改移的。这就倒向了唯心主义。司马穰苴提出了一种与子产、孔子都不同的人性论。他说:"人方有性,性州异,教成俗;俗州异,道化俗。"(《严位》)这种人性"州异"的观点,是一种倾向于唯物主义的学说。因为各州地域水土不同,因而造成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性格气质,经过教育感化,都能形成良好的习俗。显然,司马穰苴的这种人性论,是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较之子产和孔子的观点,剥削阶级的偏见较少,在当时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五) 历史观

    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和社会发展还处在早期阶段,古代人对历史进程的看法,只能根据传说和记载,作一些推测和议论,往往是比较幼稚和肤浅的。在春秋末年,流行着这样一种历史观点,即认为在遥远的古代十分美好,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秩序愈来愈乱,道德日益沦丧,呈现出每况愈下的趋势。孔子曾盛赞尧舜时代的社会,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泰伯》)对于禹、汤、文、武、周公,他也有不少赞美之同。但到了近世,孔于认为"天下无道","礼乐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局面。《礼记·礼运》曾记载孔子关于远古尧舜时代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而自禹、汤至周公是"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的言论。这段长篇的言论,虽然见诸时代较晚的记载,但其思想观念的素材应该是出自孔子的。①同时代的思想家老子又认为,古代民性质朴而现代奸伪丛生。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十八、三十八章)总之,时代愈后,道德愈坏,一代不如一代。

    与孔子,老子这种历史观相仿,司马穰苴对夏、殷、周三代的情况也发表了这样的议论:"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杂;殷,义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尽用兵之刃矣。"他又说:"古者贤王明民之德,尽民之善,故无废德,无简民,赏无所生,罚无所试。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赏而不罚,至教也;殷罚而不赏,至威也;周以赏罚,德衰也。"(《天子之义》)上述这种道德一代比一代衰退,赏罚一代比一代加重,用兵一代比一代增多的历史观,朦胧地反映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在远古的原始社会里,人们群居在一起狩猎耕作,没有阶级对立和剥削压迫,自然也很少用兵刃和赏罚;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国家的出现,道德观念发生改变,战争日益频繁,赏罚的手段也不断加强。不过,司马穰苴不可能了解这种历史变化的真正原因,他对这种历史变化的描述也是不确切的。特别是说到"夏赏而不罚"、"殷罚而下赏"更是信口乱编,与历史事实不符。后来到战国末年,韩非对这种历史观作了补充和修订。他寻找这种历史变迁的原因认为,上古之世"人民少而财有余",而现今是"人民众而财富寡"。因此,"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蠢》)显然,韩非的解释比较详细而有说服力,他把司马穰苴以及孔子、老于的历史观向前推进了一步。

    综上所述,司马穰苴的哲学思想,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人性论、历史观方面,都有一些进步的观点和卓越的见解。他的唯物论,用了许多"物"字来陈述,直截明快,这在先秦时代的哲学家中是很少见的;他的辩证法,讲对立面的选择与互补,事物在数量上必须有度和根据客观情况而灵活应变其方法,也很有特色;他的认识论,谈到认识事物的重要性,行动之前的预先谋划,以及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颇耐人寻味;他的人性论,提出"性州异"的观点,在当时来说不失为一种新颖的见解;他的历史观,叙述了一代比一代"德衰"的看法,也可以与孔子、老子的历史观相参阅。总之,司马穰苴的哲学观点,虽然保存的资料甚少,但从以上简略的分析,己可见他思想中的熠熠光芒,是值得认真总结和思考的。

    匡亚明

    ① 参见《孔子评传》中《关于<礼记·礼运>篇是否反映孔子政治理想 问题》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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