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兵员、军赋、军种等军事制度发生变化的同时，各国兵器的制造也在发展，作战的方式发生了从车战为主到步战为主的转变，战场由平原扩展到山区，一次战争的时间逐渐延长，战术更加灵活多变，军事上出现了千姿百态的壮阔场面。
（一）
兵器及其制作
春秋后期，生产力发展很快，它的重要标志就是铁器的使用。晋国曾经赋"一鼓铁，以铸刑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孙武所在的吴国，铁的产量也相当大，炼铁铸兵器的技术更是发达。建国以来，在江苏**县属于春秋晚期的吴墓中，就曾几度出土过铁丸和铁条①。据说吴王阎阎时干将作剑，即"采五山之铁精"在炉中冶炼，"金铁刀懦，遂以成剑"（《吴越春秋·阖闾年传》）。从现有资料看，春秋后期虽然仍以铜兵器为主，但铁兵器也已经出现。
当时的主要进攻武器有弓矢、戈、戟、矛、殳，称为"五兵"（《司马法·定爵》）。弓矢是远距离射杀敌人的武器；戈，横刃，装有长柄，可勾可啄；矛头直而尖，也装有长杆，用来刺杀；就是在长柄上装有矛头和横刃，可勾可刺，兼有戈、矛两种效能；量在竹木长杆上装有很多尖角，用于打击敌人。春秋中期步兵兴起以后，战争往往短兵相接，剑又成为十分重要的武器。用机械发射、射程远而准的弯，在春秋后期也已开始使用。《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记述楚国的善射者陈音到越国教士习射，因而向越王讲述："弩生于弓"，楚琴氏"施机设枢"发明此器；"其威力之大，"鸟不及飞，兽不暇走，弩之所向，无不死也。"《孙子兵法》中也有这样的论述："势如扩弩，节如发机。"（《势篇》）春秋末期还出现了一种远距离杀伤敌人的投石机。《范蠡兵法》上说："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汉书·甘延寿传》张晏注引）可见其威力之大。
防卫武器主要有盾、甲、胄等。盾用犀皮或木板制成，可以掩蔽身体，防卫兵刃矢石的杀伤；甲类似衣服，多用牛皮或犀皮制成，穿在身上以保护人体；胄即头盔，其形似帽，多用青铜制，戴在头上以保护头部不受损伤。当时不仅参战的人有甲，驾车的马也往往披甲上阵。《孙子兵法·作战篇》用"甲胄矢弩，戟盾蔽橹（用作屏蔽的大盾）"来概括作战时的各种装备，说明防御武器与进攻武器在战争中同样重要。
攻城还有一些特殊的器械和方法，如云梯、辊、筑堙等。云梯的前身叫"钩援"，是一种有钩的长梯。《诗·大雅·皇矣》云："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后来改造成云梯，就把一节或两节长梯固定在车架上，攻城时推车接近城墙，以便于战士攀登。是上设屋顶形掩蔽体的四轮车，攻城人员可依靠车身的保护，在内掘城墙或挖地道。堙是城外筑起的与城等高的土山，攻城部队爬上土山，即可登城。
《孙子兵法·谋攻篇》在谈到攻城时，就举出"修橹、"等器械和"距（通'具'）（通堙）"以及攀登云梯而"蚁附"等方法。
春秋时兵器的制作都在官府，兵器质量较西周有了显著的提高。春秋未年齐人的著述《考工记》，记录当时"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可见手工业中的分工已相当精细。关于合金的比例，它记述"金有六齐（剂）"，如："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这些合金配比剂量规定，大体上符合各种兵器的性能要求，是关于合金剂量的科学总结。由于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春秋未年的① 见江苏省文管会、南京博物院《江苏**程桥东周墓》，《考古》1965 年第 3 期；南京博物院《江苏**程桥二号东周墓》，《考古》1974 年第2 期。
兵器制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其中吴越的剑是最有名的。近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质地坚韧，做工精巧，锋刃锐利，光彩照人，就是明证。弓箭的制造，在选材、制作顺序上也都有严格的规定。据说晋平公时有人作弓，"三年乃成"，平公一射而"穿七札"（《列女传》卷六《晋弓工妻》）。兵器制造的考究和性能的良好，由此可见一斑。
（二）
车战、步战和水战
春秋中叶以前，战争一般都以车战为主，周围辅以一些步兵，一辆战车上有甲士3 人，另有7 人在车下，再配以步卒15 人，后来，每辆兵车所配的步卒发展到72 人。指挥车上也有3 名乘员，主将在左，武士在右，御者居中。兵车上所备的进攻武器多是长柄的戈、戟、矛，还有远射的弓矢；防卫武器有甲胃和盾牌。作战时兵车排成方阵，步卒附在兵车周围，互相冲击拼杀。战车一般可分进攻型的轻车和防御型的重车两大类。轻车驰骋疆场，冲锋陷阵；重车则装载辎重，当作军垒，进行屯守。《孙子兵法》上有很多关于车战的论述。如《行军篇》说："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作战篇》又说："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凡用兵之法，驰车（指轻车）千驷，革车（指重车）千乘"；"车甲之奉，日费千金"。可见在孙武的时代车战还相当盛行。
不过，车战的地位正在下降，而步兵日益显示其重要性。首先是一辆战车所配的步兵大量增加，同时脱离战车的独立编制的步兵亦已出现，并在战争中发挥其威力。造成车战衰而步兵兴的原因很多：一是井田制的破坏，土地私有化的分割，使战车通行的道路受阻；二是鄙野庶民大量参军，不能都乘兵车作战；三是戎狄部落侵扰，出没于山林地区，战车无法对付；四是人民起义聚于沼泽地带，战车亦无法镇压。如公元前632 年，晋"作三行（即三军步兵）以御狄"；公元前541 年，晋与狄人战，"乃毁车以为行"，结果"大败之"；公元前522 年，郑"兴徒兵"（即步兵）以镇压聚于"萑苻之泽"的起义者；公元前506 年，吴伐楚，更"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陈"（《吕氏春秋·简选》），"奉甲执兵奔三百里而舍"（《墨子：非攻中》），竟五战五胜而入郢。在《孙子兵法》中，除论述车战外，更多谈论的是步兵作战。如《行军篇》说："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把车兵和徒兵并提。《九地篇》说："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地形篇》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行军篇》有"处山之军"、"处斥泽之军"，讲的显然都是脱离战车的步兵。
除车战和步兵作战外，春秋后期在楚、吴、越诸南方国家都建立了水军，并经常在水中作战。《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楚国"为舟师以伐吴"。杜预注："舟师，水军。"《国语·越语下》载，吴越两国水军曾"战于五湖"。《左传·哀公十年》还记，此年吴"徐承帅舟师将自海人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然则，吴、齐还发生过海战。吴。越水军的规模己相当可观。据《越绝书》所引伍于胥水战兵法，战船"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再加上划浆。掌舵。拿重兵器以及领班长官，整个战船"凡九十一人"（《太平御览》卷三一五引》）。越王勾践晚年，曾有"楼船之卒三千余人"（《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可知水军和水战在当时南方战争中己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三）
作战方式的复杂化
用战车和步兵作战，必须排成战斗队形，讲究阵法。最初的阵形比较简单，进攻时排成密集的大方阵，守卫时排成圆阵。但到春秋时，简单的一元大方阵，已逐渐为多无的小方阵所取代。如公元前707 年，郑国抵御王师，"为鱼丽之阵"（《左传·桓公五年》），即把队伍分为"左拒"、右拒"和"中军"三部分，"先偏后伍，伍承弥缝"，使先头部队像尖刀一样插入敌阵，后续部队又源源不断补充而来，结果"王卒大败"。公元前541 年，晋伐狄人，"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左传·昭公元年》）。这样组成五个互相关联的小队，使狄人穷于应付，很快就"大败之"。此外，卫国还有"支离之卒"（《左传·哀公二十五年》）。日人竹添鸿光《左传会笺》云："支离，分散也，盖分为数队以误敌。"这也是一种巧妙地运用队形的变化以败敌的方法。
指挥军队的信号，当时仍然运用金鼓和旌旗。《孙子兵法》上说："《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两军交战，击鼓为前进，鸣金为停止或退却，旌旗则标志着军队的存在或前进的方向。如公元前712 年，郑国伐许，"颖考叔取郑伯之旗螫弧以先登"，未成，后"暇叔盈又以（旗）螫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左传·隐公十一年》）。这样，以旗为先导，很快就攻入了许国。公元前684 年，齐鲁战于长勺。"齐人三鼓"而鲁师不鼓，后鲁人乘"彼竭我盈"之机，一鼓而"齐师败绩"（《左传·庄公十年》）。公元前589年，晋齐鞍之战时，晋帅郡克受伤，其御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于是，他"左并辔，右援抱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左传·成公二年》）。可见，春秋时将帅运用旌旗金鼓指挥战斗，已相当纯熟。当时指挥战争，还制成一种能登高瞪望敌情的"巢车"。如晋楚鄙陵之战时，楚王就"登巢车，以望晋军"（《左传·成公十六年》）。这样，就更增加了指挥的准确性。
训练军队原来都在农隙进行，春秋时出现了专职的常备军，因此军队的训练就往往由专人负责，分科进行，而且时间很长。《左传·成公十八年》载，晋悼公即位，乃命弁纠"使训诸御"（驾车的御手），命苟宾"使训勇力之士"，命籍偃"使训卒乘"（步兵、车兵），命程郑"使训群驺"（马匹饲养员）。据说吴王阖庐伐楚的军队，曾经"教七年"（《墨子·非攻中》）；越王勾践伐吴，亦"教其士臣三年"（《墨子·兼爱下》）。不言而喻，军队训练有素，又将提高战争的难度，使斗智斗勇愈趋激烈。
最能标志春秋时期战争状况变化的是，战场的扩大和时间的持续。原来的车战只能在广阔的平原上进行，现在的步战和水战则扩大到高山、丘陵、江河、湖泊甚至海洋。《孙子兵法·行军篇》就谈到"处山之军"、"处水上之军"、"处斥泽之军"、"处平陆之军"等处于各种地形的战争要领。
一次战争的时间，原来只需一天或者几天便可决定胜负。到春秋中后期，战争往往迁延时日，难分难解。有的战争持续数月，甚至一二年，才告罢休。如公元前506 年爆发的吴楚战争，从这年的冬天持续到次年的秋天，历时一年，战场绵延数千里。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期的战争已相当讲究战略战术。如公元前707年，周王率蔡、卫、陈等诸侯**伐郑，郑子元便谋划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左传·桓公五年》）公元前704 年，楚伐随，随季梁又献谋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离）矣。"（《左传·桓公八年》）公元前701 年，郧人与随、绞、州、蓼四国伐楚，楚斗廉对莫敖屈瑕说："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即上述四国）；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郧师，四邑必离。"（《左传·桓公十一年》）战争中讲究谋划，于是，示形作伪、虚张声势、佯退诱敌、埋伏突击、迂回奇袭、避强击弱、避锐击惰、使用间谍等一系列战术手段纷至沓来。这些都为孙子总结战争经验提供了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