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开始革命
羊年二月，他当了一次会试同考官，没有了当年主试山东的豪兴，他现在已看透了科举考试的弊病，不再像年青时那样充满“假如我是宰相”的幻想了。再说，会试虽比乡试高了一格，但他这个同考官位卑言轻，因为主考官往往是礼部尚书一类人物。他离那个位置还差得远。
十月，他升为文选司员外郎。次年，即猴年他又升了半格，成了考功司郎中。这些都是外在的，他真正的收获是收了一批同志。在他的门徒后来编的《同志考》的记录中，这一年入门弟子有十七、八个。队伍拉起来了，他的“心”也既通且达了。
经过高度艰难的痛苦摸索、尤其是过了“朱陆之辨”这一关，他知道该怎样绕开宋儒的影响，尤其是朱子的缠绕，走自己的路了。他认定程伊川（小程）与朱子的路线不是儒奔正宗，周濂溪、程明道（大程）才是正宗，陆九渊方向对头，但工作不够。
他终于心明眼亮了。自龙年（1508年）龙场悟道以来，这三、四年间，他找到了登堂入室的精微问题：伊川、朱子以《大学》为中心，特别是朱拼命将格物穷理，形成了支离外驰的走向，元明以后影响全国。官学、私学为对应科举考试都不得不用讲知识的方式来讲道德，造成整个士林、整个官僚队伍道德大滑坡！
他认为这种割裂是致命的割裂，闻见之智、经验之知、辞章记诵之学对养育道德、砥励良知有害无益－－这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这种思路的先声。但王阳明这样说时却是相当革命的。他要想办法给全民灌注充实的道德意志－－走培养自由意志这条路，而不是走知识积累的路。
他自己是绝对在真诚的为天地立命，为百姓立心，为往世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 平。凭他的良知而言，这绝不是自以为是， 而是他十几年在不得不动心忍心的锤炼中总结出来的复归圣学的金光大道。像试验新药一样，他在自己身上试验成功，便把他拿出来向全世界推广。而且，他切身体验过朱子的药不灵光－－就是把自身变成儒学辞典，也未必能拥有儒学的真精神、真骨血。
他养足了足够的定力与活力－－不动如山的定，动如脱兔的活。定，是把握住了儒学精髓的从容镇定，动，是有了万变不离其宗的把握之后的机动灵活。真正有了这种实力，才能潇洒而不走板。他也自感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了－－既自得于心又绝非小小的自以为是了。用酸辞说，就是能既合目的又合规律了。
他那买尽千秋儿女心的《传习录》中的高见也在从他嘴里开始喷射了。后人眼中的王阳明，作为百世之师的王阳明，其实是从现在才开始。前面的都只是铺垫，只是序曲，是个“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对于想学做圣雄的凡人来说，会产生一种亲切感，产生一种大家都是亲兄弟、梅香拜把子的感觉。
事实上也是如此，觉得他了不的是水落石出后露出了峥嵘。当时，日子还是一天一天的过。那些排挤他的同僚要知道他死后如此受人礼拜，也早就跟他成了好兄弟了。
名人不出名时就像鹰比鸡飞得还低时，一旦出名后就比鸡加倍地飞得高了。－－用王阳明的话说，鸡不是不能飞，只是不肯飞。嘻！
他终于时来运转，仕途上也有了拾级而上的势头。猴年年底，他转升南京太仆寺少卿，用他自己的话说也算“资位稍崇”了，自然也只是名义上如此，对于当时的行政系统来说，他还是个边缘人、多余人、事实上是个看客只是他不情愿而已。当然即使是转着升，也比蹲着不动强得多。－－这些，大约只能使他有个好心情讲学而已。尽管有理由说，他若不讲学，要升迁的比这快得多，但那也就不是他了，官谱上恒河沙数的名字多一个少一个，无碍历史大局。但少了王学，那世界便枯淡了许多。在这条道上是鹰是鸡的决定权还真不在自己…－徐爱由祁州知州调升为南京工部员外郎，跟他同船南下，他俩都要在上任前回山阴，徐则是看看他的老丈人。王华退休之后，便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孩子”们身上。他早已颇能认同阳明的做法了。对徐爱也是期望甚殷。
阳明自赴龙场驿途中折回山阴看他奶奶之后，还没有回来过。官身不自由，交通又不便利。但天然的亲情、自然的山水，对他是最有吸引力的。此人一生“自然”，凡自然的都真实的感人，外加的东西总有几分不自然。唯有这种心性的人才可能倡导简易直截之道，并认为这是可以起死回生的真正的“学术”。
阳明身体不好，徐爱则更差，俩人舍车马而乘舟船。但从何处坐上的船，已无法确知。反正，俩人这次算是过瘾过瘾的深谈了几天。
水路平缓，又隔绝了与俗世俗务的联系，完全可以从容宁静的坐而论道了。
擒贼擒王，用阳明的话是杀人须咽喉处着刀，他要想颠覆朱子，也不能空手套白狼，还得依傍经典。最可下手处，唯有《大学》。据钱德洪说：《大学》是“师门之教典。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
《大学》是儒学的宣言，是最简明又全面地阐述了儒学本体论与功夫论的党章党纲。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就依此而发，但朱的起脚处却在《易》与《中庸》，靠《易》讲的“太极”－－客观本体论；靠《中庸》讲他的境界修养。尽管全国通用他的《大学》集注为通编教材，但《大学》是他的弱项。朱将理与心分为二，让心不歇地去追求理，去逐个的格一物致一知，遂陷入外驰支离的困境。生有涯而知无涯，到死亦不能见道。这自然是王阳明的看法，而未必是朱子的本意。
２．深爱为根
若朱像是持佛门的智度法，则王像是在持慈度法。智度去究理，慈度来明心见性。儒门还不是要人出世，而是要把人超越了之后再拉回进取的轨道来，拉回到治国平天下这条总路线上来。既超越又进取，比释、老繁难纠缠多了。区别之一就在于二氏之学反对“爱”，而儒却要深爱博爱、扩大爱、致爱于万事万物，从而让万事万物属于我、皆备于我。其万物一体学说的内在肌理仿佛如此。
他与徐爱讲《大学》先从“亲民”讲起。也借用一点古儒的办法，他找了一个古本《大学》，然后说这才是真《大学》，朱子把经改歪了。如开宗明义的第一句：本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朱将“亲民”改成“新民”， 使后文无了着落。他用的是“理校法”：下面的治国平天下与“新民”无发明。而亲民则符合孔孟的一贯之道。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
王跟徐讲：“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儒家以教化为本，以保民养民为本。这是自周初形成“敬天保民”的传统以来贯穿儒学基本路线，所以阳明觉得这是根本，不能跑偏。
爱问：您讲只求之于本心就可以达到至善境界，恐怕不能穷尽天下之理。
王说：心即理也。天下哪里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
爱说：如事父之孝，事君捉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不可不察。
王说：这种错误说法流行已经很久了，一俩句话点不醒你。且按你说的往下说：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和仁的理－－其实都在这一个“心”上。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的遮蔽，即是天理，不须外头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运用在对待老人上便是孝，用在君上便是忠，用于朋友和百姓便是信和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便是。
爱说：您说的我有些明白、开窍了，但旧说缠于胸中，一时难以脱尽。譬如孝敬老人，其中许多细节还要讲求么？
王说：怎么不讲究？只是有个头脑，只要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便自然在冬凉夏热之际要为老人去求个冬温夏凉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有此心才有这条件发出来。好比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才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再去种根。《礼记》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总而言之，须是以深爱为根，有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另一个学生问：“至善也有必须从事物上求的吧？”
王说：此心纯乎天理便是至善。要从事物上求怎么个求法？你且说说看。
学生说：就还拿事亲来说，怎样恰到好处的保温凉？平时奉养怎样适当？都是有学问的、都需要学习、琢磨。
王说：单是温凉之节、奉养之宜，一日俩日即可讲完，用不着做学问。唯有在为老人保温凉时还心存天理才是真正的关键，若只是在外观仪式上得当，那不是成了表演了么？即便是做得无可挑剔，也只是扮戏子而已。
徐爱深深的明白了：关键要以爱为根的道理。
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孔子还那么讲究礼？心既然本来是至善的，为什么还需要做功夫才有希望止于至善呢？
王说：礼就是理。循礼的功夫就是存天理去人欲的功夫。心，是一个心，未被俗化的心是道心，夹杂了人欲的心是人心。程子说，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因习染深重，必须存天理去人欲。做功夫就是在道心－－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为什么朱子的格物法不能让人到达至善之境呢？－－徐爱又进一步问。
王说：朱子的格物是用我心到物上去求理，如求孝之理于其亲，那么孝之理是在我心呢，还是在亲人身上呢？若在亲人身上，那么亲人死了，我心就再也没有孝之理了？再如见孺子入井心生恻隐，理在我心还是在孩子身上。万事都是这个道理。
朱子的问题主要是牵和附会。他将心与理分为二，然后再去合，有困勉初学者打掉自以为是的作用。但又使人没个下手处，倒做了。所谓“格”就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而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君自然知忠，见孺子落井自然恻隐，这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良知就是天理，天理就在心中。
王接着说：身之主宰是心，心产生意，意的本质是知，知之所在就是物。如意在事亲，事亲便是一物。所以我我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所以关键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去其心之不正。致知就是使良知无障碍，得以充分发挥，也就是意诚－－“胜私复理”。
－－林彪要全国人民“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从这个车辙上、河床里跑出来的。
王阳明“原则上”赞扬秦始皇的焚书之举，他做的不对的是出于私心，又不该烧《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把那些反经叛理的邪说，都统统禁毁了，倒正符合孔子删削古籍的本意。孔子笔削《春秋》就是笔其旧、削其繁；孔子于《诗》《书》《礼》《乐》何尝添过一句话？只是删削那些繁文，只怕繁文乱天下。春秋以后，繁文日盛天下日乱－－秦始皇要是能像孔子那样保留、表彰一些差不多的，那些怪诞邪说便渐渐自废了「譬如说像明修《永乐大典》清朝修《四库全书》那样」。 后来，王形成他的“拔本塞源”论，以彻底重建儒家德育为首的教育方针。他痛恨孔孟之后，圣学晦而邪说横，他们窃取近似圣学的话头装扮成先王之学，以遂其私心己欲「打扮成马列主义的假马列主义」，日求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用猎取声利之术来欺天罔人，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被“霸术”深深遮蔽。后世儒者想用训诂考证“追忆”恢复圣学，却让人入了百戏之场，看见的是各种让人精神恍惚的杂耍。圣人之学日远日晦，功利之习愈趣愈下。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于是出现这个意义上的“知识越多越反动”：
“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见闻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 饰其伪也。”「《传习录》中」
王还绝对是真诚的为了让人人都成为君子，让国家成为君子国，为了正人心、美风俗。他认为繁文就是精神污染，有《六经》就够了，注解经的传疏都是多余的。
徐爱说，许多经没有传疏就难明了，《春秋》若无《左传》就难知道原委。
阳明说，《春秋》若须《左传》的解释才能明白，那《春秋》经就成了歇后谜语了。孔子又何必删削它？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再说那个过程。圣人述《六经》只为正人心，为了存天理、去人欲。对于那些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怎肯详细广而告之，那便是助长暴乱引导奸邪了－－就犯了导向错误。孔门家法是不讲齐桓、晋文之事，抹去那种历史。后儒只讲得一个“霸术”，所以要研究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
这与德国人占领法国不让他们讲法语，苏联占了捷克不让他们讲本国的历史并不相同。只是与文革大破四旧，烧毁一切非毛泽东的著作相类似。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反智论，旨在建立“帝国与教士一致的政府”。这种政府显然是最危险的政府，法国大革命时验证过一次，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又验证过一次。其实王明在苏区搞肃反，想只用苏联一本经来统一党内的思想、来统治全党全军，也是这么个思路。现在讨论“中国革命史”这门课到底是算理论课、还是算历史课也是同一惯性。
但这种智量就不如王阳明通达了。王对徐爱讲：“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他还说“五经只是史，用史来明善恶，示训戒”。其实还是把史纳入了经、把事变成了道，把事实价值化，把历史伦理化－－所谓中国的伦理本质主义的真相在此。
就个人修养而言，也是把功夫论与本体论一体化，从而才高度一元化，而且王学认为是最有效的一元化。
徐爱这样总结老师的思想和教诲魔力：
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惊愕不定，无入头处。其后闻之既久 ，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知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旁溪小径、断港 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圣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 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诸如此 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
３．“持志如心痛”
他们走了一个多月，次年即鸡年「癸酉」二月回到山阴老家。 自然见过祖母、父亲还有他后娘。据冯梦龙说，他跟他后娘关系不好，他小时候还曾耍花招儿报复她。这些恐怕是小说家言，他小时固然很淘气，但他的父亲很严厉，又是大家高官的家庭，没有那么多小户人家的是非矛盾。阳明对他的父亲既怕且敬，不会让他父亲难堪的。他是个豪迈不羁的人，不会陷入家庭纠纷之中。在山水和家庭之间，他大概更重视山水。
现在，一回来就想去游天台山、雁荡山，去找黄绾，大概还有看看黄给他盖的“别墅”的意思。因为他曾与黄、湛相约在那里相聚讲学明道。让黄在那里替他“结庐”，黄是否真盖了，未可知。他是否有一去不回的打算？不然的话，为什么家里人都反对他去？反正因为宗族亲友不同意，他没去成。具体原因已难确知，他们的理由自然能找出许多，这个“心”能胜天的哲学家过不了亲情这一关。当年想出家，因过不了这一关而作罢，现在也因此而上不了雁荡山。
能做的还只是在家里坐而论道。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 可以算主一之功么？”
王说“好色一心在好色上，好货一心在好货上，能算主一之功么？ 那只是逐物，不是主一。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陆问：“怎样立志？”
王说：“只念念不忘天理，久则自然心中凝聚，好象道家所谓结圣胎。然后可以进入美大神圣之境。”他大概想起了当年在长安街那位相面先生说他胡子到胸口、丹田结圣胎的话。现在，他自感心中已结了圣胎。
问：“圣人应变无穷，是否都须预先准备？”
答：“如何能准备得过来。只因为圣人心如明镜才照啥啥亮。只要是圣人，碰上啥事都是圣人作为「血管理流的都是血」。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圣人只是应时成就。所以，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
问：“静时感觉心存天理了，一遇事就又乱了。怎么办？”
答：“这是只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的原故。因此事到临头就颠倒糊涂。所以，人须在事上磨练，才立得住。才能静亦定，动亦定。”
他接着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做两件事。”－－孙中山死后有这样一句挽联：若将学问与事业分做两件事便非我党精神。
喜静厌动是读书人成为聪明的废物的一大病因。王说，“以循理为主，处事中亦可宁静。但只以宁静为主未必就是在循理。”他后来说：“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事只是一事。”
问：孔子问弟子志向，子路、冉有任政事，公西华任礼乐，实用有为，孔子却不赞许。而曾点说的只是耍也似的，圣人却赞同他。这是怎么回事？
答：他们三个的志向是有局限的，不符合孔子说的：勿意勿必，有意有必就会偏执一边，能此未必能彼。曾点的意思却无意必，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符合孔子“君子不器”的要求。
问：知识不长进怎么办？
答：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像仙家说的婴儿的成长，出胎后才能聪明日开。立志用功，像种树一样，只管栽培灌溉，别在枝芽时想干叶，想花想果实。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
问：读书不能明怎么办？
答：你这是只在文义上穿求，所以不明如此。还不如旧时学问，那些注解家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们虽解得明白，却终身无所得。「今文经学家、道学家为官者多“左”，古文经学家、朴学家为官者多贪。戴震临死时说汉学不养心。」须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党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道明，是一体的不是两套事，这是为学头脑处。
一学生问：朱子说“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这话对么？
答：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不免为二。
另一学生问：既然心即理，为什么还有为善为不善的？
答：恶人之心，失其本体。
陆澄问陆九渊在人情事变上做功夫的说法对不对？
答：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都是人情，小至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生死，都是事变。事变也只在人情里。关键只在致中和，致中和的关键在慎独。
陆澄和其他同学请先生总结性讲讲为学工夫。王长篇大论了一番：
“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等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枯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克治省察。克治省察之功则无任何间歇时了，像赶走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心杂念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这就是文革岁月中的整天斗私批修，灵魂深处暴发革命」就像猫捉老鼠一样，一眼看着，一耳听着，一有念头萌发，就立即克制掉，斩钉截铁，不可姑息容它半点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它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了无私可克，自然从容正派。虽说良知何思何虑，但不是初学时的事情。初学时必须省察克治，也就是要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才可以说何思何虑。”
澄问：有人夜怕鬼者，奈何？”
王答：只是平日心中不能集义，正气不足，心有亏欠，故怕。若素行合乎神明，有什么可怕的？
另一个学生说：正直之鬼，不须怕；但邪鬼不管人善恶，故未免怕。「其实是好人碰见坏人怎么办的问题」
王说：哪有邪鬼能迷正人的？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是色鬼迷；好货，即是货鬼迷；怒所不当怒，是怒鬼迷；惧所不当惧，是惧鬼迷也。
这自然近似禅门的点化法了：不是幡动，不是心动，只是仁者心动。《聊斋志异》写一老魅缠一寡妇，忽一日说，前院那家女子更姣好，寡妇说何不去引诱，老魅说其心太正勾引不动。寡妇大怒，难道老娘心不正。正气激荡，老魅逍遁，且不复再来。可作阳明这心正邪不侵说之“谈助”。
阳明说：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你看那好色之人未尝有困忘之病，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须不得不搔摩得。佛家所谓方便法门，就是自家调停斟酌。 他当年在龙场给诸生立“教条”时，首要的就是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泊奔逸，何处是个头。
他说的志之所向，就是心意之所向，就是要人们择善弃恶，立志是个由知善走向行善的过程。
他说：“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孙文学说》全书共分“知行总论”、“能知必能行”、“不知益能行”“有志竟成”等八章，在自序中强调：心，是“万事之本原”。结论是：“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
孙文受阳明的影响渠道甚多，晚清以来阳明学大盛是个总背景，他到日本之后反受日人影响，又主动学其明治维新的经验，自然学得一个“活”阳明在。若阳明活到晚清则自然是个孙文也。
真正的内因在于：凡革命家必然是心学家。而且乱世出心学，无可依傍时则必然“唯心”唯意志矣。而且中国的思想家，凡主张只手打天下的都有几分心学气，凡持文化激进主义的都有心学风格。用道德来抵抗俗世的必有心学风骨。
孙文未必死抠阳明全书，只是需要阳明精神、便有了阳明风格，便来弘扬阳明心学，用以砥砺民志，唤醒民众，发动革命。
４．悔悟是去病的药
阳明去不成，便约黄来山阴、来相会。但等到五月，黄还是没来。古人交通通讯自是不便，但也有在桥下死等，水来不走、抱树而死的信义汉。
到闲曹去当散官，大概也没什么严格要求，更主要的是他不想表现积极，就在老家这么逍遥着。
黄绾不来，他很没情绪，尽管身边也有几个资质不错的学生，但都不足以讨论精微的问题，王说因为他们“习气已深”，不能撩拨王进入忘我之境，难得有什么大发明。
他热爱山川形胜，认为它们比人还有灵气，便领着几个学生后辈，就近作逍遥游。
先到了上虞。上虞在钱塘江口，相传是虞舜后代的封地，名虞宾。都是越语地名，意义不明。上虞与余姚相邻，曹娥江纵贯全境。东山有晋太傅谢安等待再起的归隐处－－“东山再起”的那个东山。乌石山有东汉大哲学家王充的墓。他对王充不感兴趣，对谢安则还曾提起。这次从上虞到四明山观白水后，有诗：
野性从来山水僻，直躬更觉世道难。
卜居断拟如周叔，高卧无劳比谢安。
－－我想在这里隐居，别把我当成想东山再起的谢安。－－看来仕途不得志的苦闷对他还“存在”着。
四明山古称勾余山，系仙霞岭分支，连接着余姚和上虞，是曹娥江与甬江的分水岭。相传山中有石室，中间三石分四，通日月星辰之光，好象楼有窗户，故曰四明，山以此名，主峰又叫四窗岩。是浙东丘陵中的高山了，与会稽山一样高，用今天的话说都在海拔５００米左右。比阳明老家余姚的那个龙泉山高将近１０倍。很值得阳明远足一趟。
他自己也说，早想来，但十年了才完成这个心愿。想到做不到，是常人的总帐，就是圣人也常常不得不如此，奈何？无可奈何。
《四明观白水二首》披露了他与现实还是难以和谐的悲音，“择幽虽得所，避时时尚难。”也有着急的意思：“逝者谅如斯，哀此岁月残。”
这次归越诗仅仅留有五首，不知是学长文退，还是道长情消，本来就没多写。抑或是写的比这多但未能保留下来－－又能多多少呢？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因为他现在已无需靠山川启迪道心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文人情趣、文人感慨要抒发了－－那些少年的青春期症状已被他冶练殆尽，再说这些时他以反对辞章为主题，再来“玩”这些也不合适－－就他内在的知情意综合状态而言，也的确无此自然冲动了，不肯将“精神日渐泄漏在诗文上”了。
一学生问：“哭则不歌”。这是《论语》中说孔子的话，苏东坡还因与程伊川辩论对这句话的理解，而惹恼了小程。苏说孔子没有歌而不哭。
王说：“圣人心体自然如此。”
毛泽东用打扫卫生比方思想改造：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王则更彻底：“克己须要扫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则众恶相引而来。”
徐爱现在已经是很好的“助教”了，他跟其他同学说：“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指朱子」，如以镜照物，只在照上用功，不知镜子尚昏，怎么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未尝废照。”朴实亲切地阐明了老师比朱大师高明的地方。
王对那帮学生说：你们近来很少提问，为什么？人不用功，莫不自以为已知，以为只要这么做下去就可以了。其实，私欲日生，如地上尘，一日不扫，便又有一层。着实用功，就能体验到道无终穷，愈探愈深，必使至精至白无一毫杂质方可。若不用克己工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呈现，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才渐渐能到得欲到处。今人于已知之天理不肯存，于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尽知那些外在的学问。只管闲讲，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无私可克，再愁不能尽知，也不迟。
陆澄问：“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然是私欲。如闲思杂虑，为什么也算私欲？”
王答：“毕竟从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寻其根便见。如你心中，绝无做强盗的思虑，为什么？因为你心中原无这种念头。你若于货色名利等心都像不做强盗的心一般，都消灭了，光光只是心之本体，看有什么闲思虑？此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
有个学生言语混乱，王说他，“言语无序，足见你心之不存。”
问：“身之主是心，心之灵明是知，知之发动是意，意之所着是物，是如此否？”
答：“亦是”。
问格物。王说：“格者，正也。正德’而不说‘亲民’，便是老、佛。”
这也是他与老、佛二氏之学的根本区别－－区别不在修养的方法上，而在目的、致用、终极价值趋向上。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修养方法的确是应该因人而异，但必须归到“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上来，否则就是背叛了圣道。
他对二氏之学的态度是标准的“通权达变”。他说：“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方法上同样是“简易广大”的。孔孟都说不能通权达变不算真儒。一个学生问：“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怎么理解。”因为执一就是偏执，是落了“边见”，就是处在误解的状态中，所以，爱智的圣人特别反对执一。
王说：“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而后世儒者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无纰漏，立定个格式，此正是执一。”
有问仙家元气、元神、元精的。他并不回避，也不做什么“外在的反思”，而是 很内行的回答：“只是一件：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
“中”是很难做到也很难描述的，他却跟学生亲切的说：“喜怒哀乐，本体自是中和的。才着些意思，便过、不及，便是私。”
都容易以为心学家是狂放的，事实上并不一律，王说：“精神道德言动，大率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这种收敛和发散的关系后来被最后一个心学大师总结为“歙辟成变”的宇宙法则。
一天，他和学生们正好在一个池塘、一口井旁边讲论，他指着池塘和井说：“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
他问坐在旁边的学友：“近来工夫怎样？”那个人描绘了一番虚明状态。王说“此是说光景。”
他问另一个，这个叙述一番今昔异同。王说：“此是说效验。”
两个人本来都挺有体会的，满以为会得到老师称赞，老师却说他们没入门，在门外讲故事，感到很茫然，便向先生“请是”。
王说：“吾辈今日用功，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说效验，却是助长外驰病痛，不是工夫。”
这里似乎是个文学感觉与道德境界的差别。讲光景与说效验是外在，迹近说平书，真正的道德体验、义理感悟是“忘我”的罢。
薛侃本是在重复老师的话：“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却也得到纠正，王说：“出学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守着，恐于工夫上又发病。” 因药发病，现在叫药源性疾病，在思想史上“ ”。
薛侃常爱后悔，王说：“悔悟是去病的药，然以改之为贵。若滞留于中，则又因药发病。”王针对薛说：“为学大病在好名。”
薛说，先前以为这个好名的毛病已经轻了，现在深入审视，才知道并没有，就是太以别人的看法为重了。只要闻誉而喜，闻毁而闷就是这种病又发了吧？
王说：“最是。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明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 一学生说：“己私难克，奈何？”
王说：“将你的私拿来，替你克。”这显然是禅宗“将心来，替你安心”的翻版。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所谓成己就是个克己向里、德上用心的努力过程。这样才能悔而知改，实地用功。
５．山河大地尽是黄金 满世界皆药物
明太仆寺由元之兵部的群牧所演变而来。太仆，古代掌马政之官。洪武六年，置太仆寺，是从三品的衙门，地点在滁洲。洪武三十年，为加大军备力度，在北平、辽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处设立行太仆寺。主要职责是给国家养马。要说重要它决定战争胜负，要说不重要，则是死了也没人管的地方。若烽火四起，尤其与北边游牧族作战时，马是首要军需品。杨一清就从督陕西马政走向辉煌的阁臣生涯的。但王阳明不走这一经，他来滁州当太仆寺少卿，活活是孙悟空到天宫当个弼马温－－正可引用《西游记》第四回回目来比况：“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而那孙猴子还是个御马监的正堂管事呢。而王这个“少卿”是副职－－他不敢说“君恩知我才堪此”之类的牢骚话，更没想到要像孙悟空那样“反了出去”。
他受儒家的影响太深了，深到了“良知”－－灵魂深处，变成了“良能”。据钱穆说，宋儒的真正命脉实由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承当精神开启，欧阳修又在选拔人才诸制度上推行之，遂定下了将道学与政术合一的宋学传统。用章太炎的话说，直到梁启超用经术作政论尤不脱此习。
欧阳修一篇《醉翁亭记》使滁州风光永住人心。“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继欧阳者其微阳明乎？
阳明当庐陵尹时，未见对庐陵人欧阳修的评价，可能是语不涉道，无人记述。现在同来滁州当醉翁，亦不见对这位大人物的评骘，讲究“常快乐是真功夫”的阳明怎么就不呼应先辈的“乐其乐”呢？－－在阳明眼里，欧阳太守的雅趣是标准的文人玩弄光景而已。尽管阳明也好山水之乐，但他之“乐其乐”不是消融于自然之中的滔滔浅乐，而是体证道心的天地境界的深美大乐。
督马政不同于当太守，没有多少日常事物。自然要想当好，为国家养、拔出批量的千里马，那也有一套制度管理上的大学问，也可以把人累得比黄花瘦。诸如给马屁股上盖官印，与养马户切磋饲养方法，改革官民混养的弊端，为那些镇国大将军们挑选千里马，好让他们去骑马定乾坤。一贯主张“事上磨练”的王阳明为什么不在这些事上显现手段呢？心学不是主张事无大小皆可证道么－－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只是分工的不同嘛！他为什么不去研究马尾巴的功能呢？
显然他常说的万物一体理论是个“有限股份公司”，至少是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描述的那个宇宙：有限而无边。
他赞赏一句禅宗语录：“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他认为这是合内外的至高境界，所以可以推测：若留恋美景是逐物，是在养育“放心”－－不是放马的放，而是放跑的放。至于他不肯在马屁股上效忠君国，实在是因为他有情绪－－克己的工夫还不够，还有随物宛转的心理波动。为给学生做榜样，也不愿意纵容有碍道体的私情，便尽量不说。至少不明说。
但还是留下了雪爪鸿泥：
凤凰久不至，梧桐生高岗。
我来竟日坐，清阴洒衣裳。
援琴俯流水，调短意苦长。
遗音满空谷，随风递悠扬。
人生贵自得，外慕非所臧。
颜子岂忘世，仲尼固遑遑。
已矣复何事，吾道归沧浪。
这是他的《滁州诗三十六首》之第一《悟桐江用韵》。他无法像欧阳修那样乐起来，因为他还在政治的边缘，生命意志和能量尚未投射出来，压抑得很，心苦音悲。自从结识甘泉子以来，就接受了甘泉的自得之学，并以此作为心学的基本修练法门，反对任何“外慕”的行为和倾向。但这首诗的真正重点却是最后两联：我既使是颜回－－就算是颜回也没有忘世，孔子还周游列国想方设法的出来行道呢！但是我道难行，只有当沧浪濯缨的隐士了－－这显然是不得已。
正因为他有这种心态，才怀疑号称大隐隐于朝的东方朔并非真隐，才明白了最后屈从王莽新政的杨雄是误解了《太玄》，当然“混世也能随地转”，但他还是既不愿意同流和污，也不愿意没世而名不称。
他到达滁州是阴历十月，虽进入冬季，但那种偏北的南方还正是好季节，他从山阴领来不少学生，又来了不少新同学。而且天高皇帝远，他又无须研究马尾巴的功能。正是吃官粮讲私学的好时节，再说滁州是四通八达的交通地段，即使四面环山，但依然有“往来不绝”的游人，在欧阳修时代已然，在明代更是如此。再加上王阳明在京师讲学如甘泉说已然“有声”，滁州比山阴“办学”条件要好多了。总而言之：“从游之众自滁始”。
今天，人们给孔夫子安有七、八个“家”的头衔，都根源于他开门办学这个基业。中国儒学的真命脉是士子儒学而非官方儒学，书院则是他们的根据地，在清中叶之后的书院变成了官方学校的附庸之前，古代书院教育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教育基地。
６．六通四辟
众所周知，宋明书院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不可忽略的一页。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动情的指出：“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王」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朱」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东林者益本经义推之政事，则仍北宋学术真源之所灌注也。”
东林书院名垂青史。但东林的宗旨一是矫挽王学之末流，一是抨击政治现状。而在阳明在滁州开始广招天下士时，东林书院刚刚擗划，阳明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东林书院记》，正好填补了鲜有人道及的这一段东林历史。人们都从宋朝的杨龟山一下子跳到明万历的顾宪成兄弟。据阳明此文说：杨龟山死后，其地化为僧区，沦为佛、老讲授训诂词章的地方，长达四百年之久。明成化年间，邵泉斋「可能是邵半江，成化进士，诗人」“收复”这片宝地，在此聚徒讲学，他当时还是个举人，后来中进士走了，这片地又荒了，归了无锡的一个姓华的人，这个人是邵的学生，邵在正德八年「癸酉」退休又回到这里，华氏主动让出来给老师办书院。这个地方在无锡百渎，东望梅村二十里，周初泰伯退让王位曾躲避于此。王阳明除了赞扬邵从佛门夺回这片地盘，以上接杨龟山的儒脉，就是赞扬华氏有泰伯遗风－－这些都是抵挡佛风和辞章讲诵之习的宝贝。
现在，尽管他还没有打出书院的名号，但已有了书院之实。 在京城与山阴都还是小范围的讲论。现在他身边聚集了上百学生，都是纯粹慕名而来的自由学子，与贵州的龙岗书院情况也大不相同。那里还是借船出海，现在是独立自主的了。但他的气质、秉性决定了他的教学风格是一以贯之。既不照本宣科地死抠经义， 也不像朱子那样用注解经书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更不为了科举考试的升学率而想办法外结学官内搞管卡压。他搞的是德育至上的素质教育，领着学生白天去游琅邪山、去玩酿泉之水。月夕则与学生环龙潭而坐，百十人“歌声振山谷”「《年谱》」。 琅邪山，离滁州古城五里。东晋元帝司马睿当琅邪王时曾避地此山，故名。 欧阳修《醉翁亭记》开头即是：“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而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泄出两山之间者，酿泉也。”
据他的学生回忆，他“点化同志，多得之登游山水之间”。这种教学方式，不仅现在绝无，在古代也是少有。每逢月夜，就与学生牵臂上山，环龙潭彻夜欢歌，饮酒赋诗，声振山谷间。这更少有。阳明的教法是诗化、审美式的，注重改变性情，改变气质，而不注重传授什么书本知识，所以能如此，随地指点，想起什么说什么。
“随才成就”是他的基本教育方针。他认为每个人也应该选择自己性相近的专业去努力才有可能成材。如夔选择音乐、稷选择种植，是他资性合下便如此。所谓成就，也就是要他的心体纯乎天理。其运用处，皆从天理上发来，然后谓之才。到了纯乎天理的地步，就干啥都一样了「“不器”」，使夔和稷易艺而为，当亦能之。圣人说的“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也是“不器”。但是必须心体正才能如此。
薛侃拔花儿中间的草时说：“天地之间为什么善难培育，恶难除去？”
王说：“未培未去尔。”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像你这样看善恶，是从躯壳起念，肯定是误解。”
薛侃不理解。王说：“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你要看花，便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果要用草，便以草为善了。此等善恶，都是因你的好恶而生，所以是错误的。”
薛侃是善于深思的，他追问：“那就没有善恶了？万物都是无善无恶的了？” 王说：“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这就是所谓的至善。”
薛问：“这与佛教的无善无恶有什么差别？”
王说：“佛一意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的无善无恶，是要求人不动于气，不要故意去作好、作恶。”
薛说：“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掉了？”
王说：“你这便是佛、老的意见了。草若有碍，何妨去掉？”
薛说：“这样便又是作好作恶了。”
王说：“不作好恶，不是全无好恶，像那些无知无觉的人似的。所说的‘不作’，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就是不曾好恶一般。”
薛问：“去草，怎么做就一循于理，不着意思了？”
王答：“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尔没拔，也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心体便有拖累负担，便有许多动气处。”
薛问：“按您这么说，善恶全不在物了？”
王答：“之在你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
薛说：“说到底物无善恶。”
王说：“在心如此，在物亦然。那些俗儒就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才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看错了，终日驰求于外，终身糊涂。”
薛问：“那又怎样理解‘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呢？”
王答：“这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作好恶。”
薛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难道没有着个人意思？”
王说：“那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也着不得一分然大公，才是心之本体。”
另一个学生问：“您说‘草有妨碍，理亦宜去’，为什么又是躯壳起念呢？” 王有些不耐烦了：“这须你自己去体会。你要去除草，是什么心？周濂溪窗前草不除，是什么心？”
这时，周围已经拢来许多学生，王对他们说：“若见得大道，横说竖说都能说通。若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大道。”
他这种思想后来高度提炼为“天泉证道”之四句教，核心便是“无善无恶性之体”。尤其是经泰州学派的鼓荡而风靡天下，流弊益彰。东林党还有心学内部的刘宗周都起而力矫其弊。东林党的影响是全国性的，党魁顾宪成有一段经典性的言论，说的也很俏皮：
夫自古圣人教人，为善去恶而已，为善为其固有，去恶去其本无。本体如 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阳明岂不教人为善去恶？然，既曰无善无恶 ，而又曰为善去恶；学者执其上一语，不得不忽其下一语也。……忽下一语，其个一语虽欲不蔽不可得也。罗念庵曰：终日谈本体，不说工 夫，才拈工夫，便以为外道，使阳明复生，亦当攒眉。王塘南曰：心意知 物皆无善恶，使学者以虚见为实悟。必依凭此语，如服鸩毒，未有不杀人者。……且夫四无之说，主本体言也，阳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识 者至等之鸩毒，未有不杀人者。……且夫四有之语，主工夫言也，阳 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外道。然则阳明再生，目击兹弊 ，将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攒眉已乎。「《明儒学案》卷五十八」
呜呼，阳明生怕因药发病，却未能逃出此劫。有的人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亦觉陈。阳明是想预支永恒正确，却没过了百年就出了错。真是令人扼腕叹息的“妈妈的”事情。
７．动静一机 体用一源
阳明在滁州呆了不到七个月，正德九年甲戍升南京鸿胪寺卿。这个衙门也是个不入流的鸡毛之地。在南京则更是“副”鸡毛，几乎无任何实际职责。在北京的还有点事儿干，在朝会之时当当司仪，有外宾来时担负相当现在礼宾司的工作。那时，也没什么外事活动，明朝的皇帝不上班的居多。经常性的工作是管皇室人员的婚丧嫁娶的外围礼节，大概连埋死孩子的权力也没有－－那是大内太监的机密工作。在南京则连这类事情也没得管，纯粹是奉旨休闲。没事找事的人便俩眼盯着北京，像《红楼梦》中的邢夫人总想找执政的王夫人的茬儿一样，找秉政者的茬儿，以便取而代之。这也是明朝党争特别热闹的一个小制度上的原因。
王阳明超然物外，这种只争一世之短长的事情他再也没有兴趣做了。也不是发配之苦教“精”了他，而是在那段岁月中凝结了更超拔远大的追求，不屑于跟那些俗也俗不透、雅也雅不高的二癔子一起浪费生命。
他之所以要强调屏去一切外道工夫，直奔那绝对存在又不依赖任何外缘的心本体，就是为了把经验世界用括号括起来，把它悬阁起来，从而把这棵树上挂着的所有那些辞章讲诵之学一把甩开，像禅宗那“截断众流”法，一意去明心见性－－然后再以见了道闻了道的身姿「新民」回到治国平天下的正道上来「亲民」。如果说，后者是俗，前者是雅的话，那王大师的思路便是先来个大雅，再来个大俗。雅，雅得可上九天揽月；俗，俗得可下五洋捉鳖。若皇帝不让他去捉，那做个天上人，也对得起这条命了。反正已经找到了自己，就不在到处流浪，身心异处，到了门口进不了家了。－－这是最不冤枉的活法，如果真能够常快乐的话。
目的是如此，方法也就特殊。后人和他的学生都觉得跟他交流很困难。学生怎么说都会得到他的纠正性的指点，总难搔到“当下此即”的那个痒处。非过，即不及。早不如好，好不如恰。恰到好处与恰恰相反精微至极－－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也。后人觉得他的“上一句”与“下一句”是自相矛盾的，他却唯其如此才正好左右逢源。真是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他那一套心诀，在他是得心应手，如船夫掌舵；在别人，尤其是没有亲炙其门下、没有进入过其语境磁场的人来说，则是莫名其妙。「毛泽东为什么八次亲自接见红卫兵，就是为了让下一代感受其巨大的磁场。他说苏联变修的原因就是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了。」
而凡是直接承蒙受过其春风雨露的人还真从心眼里受感化，那种教主的魅力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他离开滁州时，众徒儿依依不舍，一直送到乌衣，尚“不能别”，真有点柔情似水的女儿态了。他也没有唐人王勃那种天才的残酷，用“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话头打发他们，他写了首长歌，但可能因为也在伤感中，勉强豪迈也找不着感觉，写的无滋无味，无非是些“空相思，亦何益？”之类的老生常谈，还有些道德劝勉。而且有些语意不连贯，结尾也莫名其妙：“逆旅主人多殷勤，出门转盼成路人。”像没写完似的。
他过了长江后，就到了南京，当四品正卿去了「也许是从四品，因为在南京」。在他上的《给事由》中说，他是正德七年十二月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的，次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历俸六个月。这次，只用了四天就走马上任毕，看来，他还是很满意这次升迁的。因为不管岗位多么不重要，他毕竟成了正卿了，也勉强入了国家“九卿”的行列，在明代是十八卿行列。不过，总算入了统治阶层。尽管现在还是个闲职，但进入了最高层的眼帘，若国家有事就可以特擢要职，一现身手了。他在这个位置上等了29个月零12天才开始领兵打仗。
在滁州六个月，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与湛甘泉相会。湛从安南出使回来，返京复命，在滁州特意住了几天。因为，当年他们在北京长安灰厂故意卜邻而居，早晚随时切磋，已结下深厚情谊。在别人眼里他们是一派，讲心性近禅。但他们又只是和而不同，直到最后也没有统一起来。这次，在滁州他们连夜辩论的问题，居然是王主张禅与道都和儒没有多大区别「“道德高博，焉与圣异”」，湛主张儒门高广，可以包容佛道，但有“大小公私”的差别，佛道在我儒范围之中而已。
其实，王跟学生一直是这么说道的。恐怕是王故意让湛往极端处引申一番，因为湛更有近禅的名声。当然，这种讨论是不会有实质性的建设性结果的。湛进京后两年又扶持着他母亲的棺材南下。这时阳明已到了南京，他特意迎接湛的丧队到龙江湖，湛是有名的大孝子，王是阮籍派的性情中人，信真礼教。湛在《奠王阳明先生文》中这样追述这两件事：
一晤滁阳，斯理究极。兄言迦、聃，道德高博。
焉与圣异，子言莫错。我谓高广，在圣范围；
佛无我有，《中庸》精微；同体异根，大小公私，
．．．． 夜分就寝，晨兴兄喜。夜谈子是，
吾亦一疑。分呼南北，我还京圻。遭母大故，
扶柩南归。迓吊金陵，我戚兄悲。
他们俩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为摆脱朱子的影响而创立新说。他们俩的辩论也从来没有终结过。但两人的情谊也是相当难得的，湛为王既作墓志又作奠文，与黄绾一样情深意切。与王等量齐观又几十年交好如一的朋友首推湛。与王进行真正的学术论战而并不是党同伐异的也首推湛。就是在吊唁之际，两人依然就格物问题展开辩论。
湛持旧说，王说那就求之于外了。湛说：“若以格物理为外，那就自小其心了。”后来，王的学生方献夫还鼓动湛公开批评王的观点。
８．动转得势 用不加功
在南京这两年半，还是他韬光养晦的时期，客观上对他把功夫养得更“老”是大有好处的。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专制体制中，这种修练绝对必要。骤起终败的例子太多了，而且一旦失败便前功尽弃。但阳明并不这样以为，他早就觉得自己已一通百通了、战无不胜了。英雄性急，他当了半年多正卿之后，就上了《自劾乞休疏》。虽然是在京察大考之际，每个人都须述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上乞休书。就王本身的情绪而言，他的确并不以退休为苦，在滁州时，他就浩叹“匡时已无术”，想回阳明洞寻找旧栖处。除去牢骚的成分，也有几分真心情。在无机会成雄的时候，他自然就偏向成圣之路。
他的乞休书写的绝无故作姿态的虚伪气，尽管他并不想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但还是真给自己找罪过：什么旷工呀、身体不好呀、才不胜任、不休了我让别人也生侥幸之心呀等等。古怪的是他说，若休了我，我就“死且不朽”了。皇帝没理他这个茬儿。这是正月的话。
等到十月，他又上了一道《乞养病疏》，说他正月上疏后，就等着开削呢，当时就病了。现在病得更厉害了。陛下应该把我休了以彰明国法。我也想为国尽忠，但自往岁投窜荒夷，虫毒瘴雾已侵肌入骨，日以深积，又不适应南京的气候，病遂大作。而且我自幼失母，算是跟奶奶长大，她现在九十有六，日夜盼望我回去，死前能见上一面。假如我复为完人，一定再回来报效君国。又白写了。皇帝看到了没有还是 个问题。
这年八月，他曾写了一篇《谏迎佛疏》，很长，两千多字。大意是：你在东宫时已有好佛道的名声，现在大搞这一套，对圣誉有损。这几年来在这方面已劳民伤财的过了份，弄得民情汹汹。你若真信佛，是用不着搞这一套的，等等。他自己也觉得无济于事，正德皇帝哪是能听进好话去的人？对牛探琴倒是小事，再惹恼大老官了，又得投窜荒夷。写完，舒解了内心的焦虑，便对得起了自己的“良知”。然后，掷于纸篓，去静坐养心去了。
这两年，除了养心、使心体更加纯粹、明澈，就是写信，与观点大体相同、可以在基本相同的语境中讨论问题的朋友、学生深入讨论本体、工夫的精微、玄妙的理致。古人的论学书，是中华文献中耀眼的珍宝。有时是比作者本人的文章、著作还重要。除了别的原因以外，最吸引人的是它能展现作者的感性思路。
在近代报章体文章出现之前，古人是很少专门来写论文的，贾宜的《过秦论》算是单篇文章之始，象韩愈的《原道》、柳宗元的《封建论》那样的文章在唐宋以文章为盛的时代也是少数。大多是有具体原因的广义的“应用文”。就说《王阳明全集》，除了语录、奏疏、记序，就是书信。没有一篇专门的文章。他这样的心学家自然感性大于理性，不会凿空立论，就是像王夫之那样的理性大师也是写“读后感”居多。文体不决定文章的价值。
阳明那些信的内容不好转述，现在也无多大必要转述，基本是上述语录的精密阐发。下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致良知”了。这一时期，他还有一个必须介绍的节目，就是坚持静坐又提倡必须事上磨练。
他在弘治年代筑室阳明洞就修习静坐。静坐，在各家各派中都是一种使主体获得清明状态的修持方法。坐禅是佛家的基本修习方式，道家讲究的“坐忘”当然未必是坐着以忘掉形骸，但也肯定是与静坐有关的修习方法。中国古有的气功也有打坐方式。《遵生八箴》等养生书中也讲静坐。
不管是否跟禅门学的，宋儒是讲究静坐的。二程兄弟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并教人静坐。陆九渊的弟子多做“澄默内观”的工夫。朱子反对专主静坐，但把静坐当做“始学工夫”，认为可以收敛精神，使心定理明，以便识理接物。
阳明在这一点上与朱子态度近似。正德五年，他从贵州回来，在常德、辰州的寺院中，教一群敬慕他的学生练习静坐。过后，给他们写信说：这样做，“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孥，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耳。”当时，他们在寺中静坐时，是以“自悟性体”为宗旨，与朱子稍异。心学总得比理学多出神秘的成分，否则就不是心学了。据阳明说，当时他们都能“恍恍若有可即者”了，就是能感应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了。恐怕不再是当年在阳明洞中练得那种能“先知”的道术，而是一种心学工夫，是对内心状态的体验。阳明本人没有描述过这种体验，湛甘泉的老师陈白沙描述过，就算不是一回事，也可参考：“此心之体隐然显露，常若有物。”阳明整天找心本体，也应该有点“物质”的观感吧。 在滁州时，他也教人静坐，教人在静坐中用正念克服杂念，这就与禅定不同，禅讲究不起念。阳明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他反对因为烦乱便去静坐，这像懒得看书但还是硬去看书一样，是因药发病。他像孟子一样追求“不动心”。一个学生问他孟子与告子「主张性无善恶」的差别，他说：“告子是硬把捉此心，要他不动。孟子是集义到自然不动。”所谓集义，就是用道德充实灵魂。他又说：“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集义是复其心之本体。”
到了南京以后，许多老学生都聚拢过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徐爱也在这儿当工部员外郎，他像康有为办万木草堂的梁启超，给同学们当“学长”，负责一般性的事物及基本教学工作。阳明是不屑于管杂事的，他指点学生是即兴式的，当然出手就高，让他们跟着慢慢的佩服、消化去。《年谱》拉了一个很长的名单，有的在后来，给老师出过死力气，如周积，最后安葬了阳明。
在滁州的那帮学生大部分还在那里，但有从那边来的人说，他们热衷于放言高论，有的渐渐背离了老师的教诲。阳明后悔不已，他说：“我年来欲惩戒末俗之卑污，以拔除偏重辞章外驰心智的陋习，接引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故意标新立异的。我已悔之矣。故来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做省察克己的实际工夫。”
趋静者流入空虚；外弛者流于立异。有所得者则为静思、事功，日本的阳明学就有这样两派。阳明是将二者打并为一的。他在辰州教人静坐，就是主一，主敬存诚是一法；戒惧慎独也是一法。息息去私意，存天理，循此正道上达。
他们的境界已无须处理一般的为善去恶的问题，他们已经是正人君子，他们修习的是如何超凡脱俗，完成类似基督教所追求的那种“根本转变”。
陆澄住在鸿胪寺的仓房里－－许多来求学的人都吃住艰苦，陆澄接到家信，说他的儿子病危。他自然心中悲苦，忧闷不堪。用他除草时阳明说的“理”来说，此时当悲不悲也不对。但是，阳明对他说：“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平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刻磨练。父子之爱，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一般都认为天理当忧，但忧苦太过，便不得其正了。大抵人情在这种时候，受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有不及的。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才能得其正。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而圣人说‘毁不灭性’，这不是圣人强制，而是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
有一个学生得了眼病，忧心如焚。阳明说：“你这是贵目贱心。”
阳明说：“人心一刻存乎天理，便是一刻的圣人；终身存乎天理，便是终身的圣人。此理自是实。人要有个不得已的心，如财货不得已才取，女色不得已才近，如此取财货女色乃得其正，必不至于太过矣。”
《红楼梦》中的袭人就是一派这种不得已。
有人问怎样克己省察？
王答：关键是守以谦虚，恢复上天给我的，持此正念，久之自然能定静。遇事之来，件件与它理会，无非是养心之功。谦虚之功与胜心正相反。人有胜心，则难当孝子忠臣，为父难慈，为友难信。人之恶行虽有大小，皆由胜心生出。胜心一坚，就再难改过迁善了。
问：有事忙，无事亦忙，这是怎么回事？
答：天地气机，原无一息之停。要有个主宰，若主宰定时，与天地一般不息。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又说：去了计较分量的心，便去了功利心。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便能大以大成，小以小成。
问：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
答：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